作者：五连　尤顺发

　　　　　　　　　　　　　　二十、我的贤惠夫人

　　要说起我贤惠的夫人，还得从1976年的秋收说起。为了摆脱兵团时期长期亏损的局面，新成立的农场党委在今年的全场秋收动员大会上号召：“全力以赴，动员一切力量，加快收割进度。”同时，边收割边整地，要求全部耕地都黑色越冬。在这种情况下，连队分工由我负责地里的机械收割，机务副连长郭恒生负责秋翻秋耙。1976年连队有4台康拜因。东风康拜因是文万峰车长和夏超人驾驶员，两台GT—4.9康拜因分别是王克明和杨信康任车长，CK—3是候明双车长和罗明雨驾驶员。这年的秋收很顺利，从9月30日开镰试割到10月24日秋收报捷，只用了25天时间，是历年以来秋收最顺利的一年。
　　秋收最后一天快结束时，我站在杨信康的康拜因上，驾驶员吴佩芬在操纵收割机收割大豆，还剩最后两圈就结束了。这时，和杨信康说话的孙晓英转过头来，冲着我说：“来看吴佩芬啦”，我说：“又瞎说了，一会儿坐你们车回去”。她又笑着说：“我刚才还和信康在聊你们俩的事，你俩很般配的”，我赶紧说：“打住，给她听见了多不好”，她又说:“嗨，没关系的，我们也经常跟她提起过你”。我马上唬起脸不理她。这时康拜因已经收割完最后一趟大豆，拖拉机正在调头拐回地头。杨信康和孙晓英下车准备拆卸收割台，拖拉机停下了。这时，吴佩芬走过我身边，她悄悄跟我说：“下班后别走，我有事找你”，我随口答应“好的”，她说完拿着工具也下车去了。我也跟着下去帮忙。收割台拆下后，把它挂在康拜因尾部的牵引架上 。然后，拖拉机拉着康拜因回连队了。康拜因停在农具场后，我们几个一起打扫康拜因的灰尘，用拖拉机的排气管带上吹尘管，然后用它吹康拜因，把康拜因打扫的干干净净。再把康拜因各部皮带松开，把收割台上的大帆布输送带拆下卷好，杨信康和程玉珍把它抬到仓库就回家了。此时连队已经下班了，农具场只剩我们俩了。我俩站在康拜因车尾，我在等她说话呢。只见她深情地看着我，欲言又止，她终于抬起头大胆地说出来了：“我想和你处朋友，行吗”，说完她又低下头去。她在等我的回答，我也激动地看着她，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的看着她。我情不自禁地伸手摸了一下她的脸，只见她的脸刷的一下涨的通红。我的脸也红了。我也不知为什么敢伸手摸她，我突然心跳的厉害起来，我一把把她搂进怀里，她的头轻轻地靠在我的胸膛上，这种感觉真好。是她打开了我的心扉，给了我重新恋爱的勇气，我有太多的话要跟她说，我们车长文万峰给我介绍过她，我们宿舍的同事也议论过她，我也早就关注她好长时间了。我说了很多，她也讲了很多，我发现我们有讲不完的话题。天色已经很晚了，早已过了吃晚饭的时间，可我俩还是不愿回宿舍，她把她的棉衣披在我的身上，我又把棉衣搭在我俩的身上。我们相拥着回宿舍了。那天是1976年10月24日，我记住了这个好日子。我心中的爱重新被她点燃了。
　　我们悄悄地相爱了，我们偷偷地约会了。年底前的一天晚上，我们约会时她告诉我，指导员蔡芳春找她谈话，五连小学校缺老师，想让她到学校当老师，特来征求我的意见。她很想去当老师，因为她姐姐，她哥哥都是中学老师，她一直很钦佩老师这个光荣的行业。可我不这么认为，我是主管五连小学的领导，我知道老师这个工作不好干。连队学校学生少，一个复式班有2—3个年级的学生，每个年级的学生只有十几个人，一、三年级一个班，二、四年级一个班，五、六年级一个班。全学校只有五、六个老师，你既要当班主任，又要教学。除了教一门主课（语文或数学）外，还要教几门副课（政治、地理、历史、图画、体育、音乐）。你如果是教一、三年级的复式班，你要先给三年级的同学上课，同时，还要给一年级的同学先布置复习题、预习题或作业题。给三年级同学上二十分钟课后，然后再给一年级同学上二十分钟课，还要先给三年级同学预留好作业。一个老师至少要教一门主课和三门副课，教两个年级就是八门课。一个老师除了上课外，还要备八门课，她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吗？农场老职工的孩子缺少家教，素质低、顽皮、学习成绩差。当老师很费心血，很辛苦。佩芬是1967届初中生，初二的文化已经扔了十年了，这点文化不够用。所以，我不愿意让她当老师。俗话说，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1976年年初，农场文教科的毕世忠副科长想调我去中学任少先队辅导员，我就没有答应他。我想，佩芬在机务上干了八年，业务熟悉，她要当个油材料员，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了。她当时虽然很想当老师，但是，她还是尊重我的意见，去当油料保管员了。
　　佩芬是很贤惠又很孝顺的会管家的好手，从我下乡来兵团五连那时起，我们每月拿32元工资。那时候，我每月给家里寄10元钱，雷打不动。从我们处对象时开始，一直到结婚，到1983年我母亲去逝时，我每月给家里的钱一分不少。她非常理解我，从没有为此事说过什么。每次探亲回家，另外给父母的钱都不算在内。我们是1978年元旦结婚的，当时连队有八对知青结婚。分房时，连队新盖的一栋砖房能住4家，另外有4间穿靴戴帽的旧房。连里干部研究分房时，想给我一间新房，我拒绝了他们的好意。我提出抓阄的办法，大家同意了。抓阄后，钱记华和郑淑妹抓到原指导员高济群的旧房，我抓到的是新房。他们不想要旧房，于是，我就和他们对换了，我们去住指导员的旧房。1977年12月26日我们八对知青去农场法庭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那时候，农场没有司法科）。我们把房子粉刷一遍，火炕、锅台和炉子还是原样未动，我们两人的铺盖往炕上一摆，在农场商店买些锅碗瓢盆等家庭用品，就算成家了。然后，我们回家探亲结婚去了。结婚时，我只有300元钱，她只有400元。回家的路费、买结婚穿的衣服、置办结婚用品、办5桌酒席都是我们自己出的钱，没有让家里掏一分钱。佩芬她母亲怕我们钱不够用，给了佩芬200元，我们也没有舍得花，回来时又还给她母亲了。我很内疚，佩芬嫁给我时，我没有给她家一分钱彩礼，也没有给她买结婚戒指和项链等首饰。我妈给我们做了两床新被，她只要了一床，另外一床留给家里了。她对公婆孝敬有加，每次回上海探亲，她都是主动做饭，洗衣，收拾屋子。经常买些好吃的孝敬母亲。我退休在家里，每天早晨起床后，她会很准时把一杯温开水端到我跟前。早饭前她又会端一杯蜂蜜姜汤水给我喝。我从来不买衣服，都由她替我买好。我工作时，家里的经济她是总管，每月工资我领回来后如数交给她。大的开支她会和我商量，其他家庭开支她说了算。我也不过问。我退休后，家庭经济账由我掌管。但我账目公开，我家的存款我都登记在册，一目了然。我俩的退休工资都是在黑龙江省发的，她是由哈市社保局发，我的退休工资在农场社保局发。2015年涨完工资后，她的工资是1930元，我的工资是4128元。她把她的工资在哈市给儿子大鹏买了一份保险，每月800元。20年后能取本。她的工资由她大姐在哈市按月领取，除了交儿子的保险款后，剩余的钱存入银行。她家的喜事随礼、做佛事、善事用钱等花销就从这出。退休后家里的开销都是用我的退休金。
　　佩芬她很会操持家务，房前院子里种了各种蔬菜，我们盖了一个鸡窝，养了10只鸡，第二年开春就下蛋了。第二年，她在自家炕上浮了20多只小鸡，10来只鸭子。移载了几棵果树，有沙果，小苹果，李子树。又种了一小片草莓。连队每家分给三分自留地，种上时令蔬菜，吃不完的都喂鸡。真有点老婆孩子热炕头，小日子过得也很甜很红火。
　　佩芬她善良、和蔼、为人忠厚，邻里关系处得相当好。她从不与人争吵，别人求她办事，她都有求必应，热心帮助。我家隔壁住的是孟发岭家，我们搬进来时发现，他家房前的院子一直扩到我家窗台边，占了我家1米半的院子地。我看不过去，想找他说说，让他退回去。可佩芬劝我别去说，她说我家人少，吃的也少，这些院子地够吃了，不要为了这点地弄的两家不和。我忍了。这一住就是十年。88年我们搬到场部住时，老孟家属老高动情地说：“真的舍不得你们走，像你们这样的邻居真好，我们占着你们家院子地，可你们从来都不吱声”。后来，我们两家关系像亲戚一样好，逢年过节都互相往来。搬家时，连里左邻右舍都来帮忙，大家依依不舍。我在五连干了16年，佩芬干了20年，我们和这些老同志，老邻居相处的很好，有很深的感情。五连是我们的老家 ，每年过年，我们都回五连，带着礼物，给五连的老同志，老邻居拜年。他们到场部来办事，也经常来我家串门。我们搬到场部有16年了，五连的老同志，老邻居们和我们成了好亲戚、好朋友。他们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事都来找我们，我们也倾全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我和佩芬结婚后，她承担了家庭的全部责任，我把这个家都交给她打理了。那时候，我是连队干部，整天忙于工作，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顾家。佩芬她比我还辛苦，她早晨要到地里给拖拉机，康拜因加油，回来后还要给他们发材料，发油料。她怀着孩子后，照样挺着大肚子干活。那时候，冯光荣当材料员。他不如刘增凡勤快，他每次到场部领完料就回家休息了。我家佩芬不但要管着发料，还要负责油料的发放。那天，老冯照例领完料回家休息去了。我家佩芬挺着九个月的大肚子，就自己把黄油桶拎到二楼的油料库里。黄油桶一桶有50斤，她要从油罐台上的跳板上面拎着黄油桶走到二楼的油料库里。一共有几十桶黄油，都是她自己拎到油料库里的。由于动了胎气，我家大鹏提前20多天出生了。她产假是56天，由于材料库人手少，没有休完产假，她就上班了。孩子太小，不能送托儿所。她就拿两床被子挡在炕边，把孩子放在家里炕上，上班去了。有时工作太忙，回来给孩子喂奶晚了，孩子饿的直哭，嗓子都哭哑了。孩子大些后，有时，晚上要领料，她就把孩子锁在屋里。孩子害怕，使劲地哭，她也只好硬着心肠去材料库给他们领料。
　　1984年年初，我调到农场检察室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托付给她了。那时候正赶上“严打”时期，省政法委要求各司法机关提高办案效率，要求公安局侦查快，移送快，检察院批捕快，公诉快，法院审理快，宣判快。我和朱冬斌抽调到管局检察院办案。从1984年3—9月，我自办案件9起，协助他人办案7起。这在检察史上也算是高效率了。由于我办案认真，调查仔细，管局检察院想把我调到检察院来，批捕科关科长代表检察院征求我意见那天，我正好收到电大录取通知书。我告诉关科长，三天后给他答复。我赶回家和佩芬商量，是调检察院还是上大学。其实，上大学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今天好不容易考上了，不上岂不可惜。佩芬也支持我上学。所以，我推掉了调检察院工作的极好机会，上电大去了。
　　1984届电大班在管局教师进修学校上学，是带工资的脱产班。从1984年9月到1986年7月，我在管局电大上了两年脱产的“党政干部管理”大专。佩芬带着孩子可就受苦了。1985年，连队搞家庭农场承包。连队各行各业都要搞承包。队里贾善生任队长，刘正顺任党支部书记。贾善生硬逼我家佩芬一个人承包油材料库。以前，油材料库都是2—3人干的，现在他让一个女同志自己承包。孩子太小，我又不在家。她又要去场部领料又要在连队发料，还要到地里加油。这不是为难她吗？贾善生有个邪心，这几天老往我家跑，逼迫我家佩芬签合同。他说：“你给我一次，我就不让你签承包合同了。你要不给，你就得签合同。不签我就换别人承包”。连里已经有小道消息，说佩芬干不了，队长已经答应让闫松珍干。我家佩芬正气凛然地对姓贾的说：“你这不要脸的，怎么让你当干部，你休想碰我，你对得起你家媳妇吗？合同我签”。姓贾的灰溜溜地走了。我利用学校放假两天的时间，用两个晚上教她学骑自行车。第三天，她歪歪扭扭地骑上自行车到总库去领料了。我不在家的这两年里，连队的许多老同志，老邻居很关心和照顾我家佩芬。佩芬有时到农场领料回来晚了，刘正凡他们家庭农场正在吃午饭，老刘看见她骑车回来，就叫住她，让她和他们一起吃饭。邻居家老高也经常帮着她看孩子。
　　1986年7月，我电大毕业后，重新分配到农场组织部工作。还是在机关宿舍住。只要不下雨，我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从连队到农场骑半个小时，晚上没有开会或不加班，我一般都骑车回家。还能帮她做晚饭，收拾家务。冬天刮风，我就住宿舍。这期间，她还是承包油材料库。孩子上幼儿园了。她早晚还是要到地里给拖拉机加油，孩子经常要一个人自己在家，把孩子养成了一个人在家害怕的毛病。有一次，她回来晚了，孩子害怕，从窗口爬到外面，外面更黑，孩子吓的哇哇大哭。隔壁老孟家已经睡了，被孩子哭声惊醒了，开门把孩子接回她家。
为了能把佩芬调到场部来一起工作、生活。1987年10月，我打了报告，申请把她调到农场总库工作，正好也是对口。物资科领导那边我也疏通好了，他们同意接受。农场党委鉴于我俩都是知青，我家佩芬又是虎林县人大代表。同意她调到总库。组织部高士栋部长会后通知我时，我再三感谢农场领导的关怀。可是，我到分管物资的董副场长办公室找他办调转时，他不同意调转。他说：“农场有规定，调近不调远，调男不调女，吴佩芬不符合规定，不能调转”。我急了，我说：“这是农场党委研究决定的，你不能违反党委的决定”。他一听就更蛮横的说：“那你去找农场党委调吧”。我听他说了后，气得甩门出去找党委书记李永奎。李书记和董副场长都是从清河分场提拔到农场领导岗位的，他们的关系不一般。李书记安慰我，让我再等一等，他去做做工作。这事被工会的妇联主任王家玉知道了，她说我，“小尤啊，你真笨，董副场长爱收礼，你给他送点，此事就好办了”。我听了很生气，我们当干部的都是人民的公仆，我也当了十几年的干部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收礼才给办事。五连多少老职工有事找我，我都是想尽办法给他们解决，这是我们当干部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也来脾气了，我就是不给他送礼，我看他能拖到何时给我办。第二年夏天，他得癌症死了。农场由周令威副场长主管物资，我了解他的为人。我兴冲冲地去找他，他说：“这件事我知道，党委早就决定的事，不需要请示，你直接到劳资科办理”。说完他拿起电话给劳资科戴科长打了招呼。早知道周副场长办事效率高，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分钟时间就把事情办妥了。我连声道谢，出门向劳资科走去。戴科长笑脸相迎，他正在让张彦忠给我开调令。戴科长说：“好事多磨，总算把你家小吴调过来了，恭喜啊”。拖延了将近一年的工作调动终于办成了。
　　佩芬在物质科下属的总库当保管员，农场总库的保管员比连队保管员管的物资多。她负责拖拉机配件和通用件，两个大库房，每个都有400平方米的面积。库房里货架一个挨着一个，每个货架都有三层，上面堆满了各种配件。光拖拉机就有十几种型号，各种拖拉机的配件又不尽相同。通用件的另配件数量更多。光台帐就有20多本。佩芬是个要强的人，不管什么工作，干就要把它干好。到总库后的前三个月，她整天在库房里盘点，清理。把货架打扫的干干净净，货物摆放的整整齐齐。库房前空地上的荒草也给收拾掉了，种上了各种鲜花。库房焕然一新，总库的同事和物资科的领导都很欣赏她。她慰心地笑了，这三个月的功夫没有白费。到总库上班后，她每天都骑自行车上下班，她每天早起，做好饭菜带到我宿舍。孩子和我在宿舍住，孩子上农场小学一年级。同宿舍还有职教办的于洪坤。我们吃完早饭后，都上班，孩子上学校。中午一起吃午饭，晚上，她回家还要收拾院子里的菜，还要上自留地种菜、除草。为了我们这个家，她不停地干着，默默地奉献着。
　　如何解决我们两地分居的状况，我一直挂在心上。我在调到组织部工作以后的第三个月，一天晚上，我和住同一宿舍的于洪坤聊天时知道，在机关已经成家或已经登记领了结婚证书的机关工作人员，要到行政办公室蓝俊哲主任那里去交申请分房报告。在机关需要解决两地分居的工作人员很多，需要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逐步解决住房问题。有的机关工作人员已经排了5年多时间，还没有分到住房。机关住房大部分是在1969年兵团时期盖的。大批现役军人作为领导者和改造者，来到刚成立的34团。为了解决他们的住房，在老机关的东面盖了十几栋平房。两家一栋的是团级领导住的房子，四家一栋的房子是团部营级干部和股长一级的现役军人住的。兵团时期，农场的老干部，老同志把那片新盖的住区叫34团的“中南海”。1976年，撤消兵团体制后，现役军人逐步被沈阳军区安排到各部队，转业到地方，离退休和复员等，全部离开农场了。恢复农场建制后，这片住区也都属于农场机关的住区。以后，又陆陆续续在老机关的路南面盖了一些平房。机关工作人员解决住房主要是靠机关人员调转，离退休干部异地安置，或自己联系回原籍居住后腾出的房子。我是1986年8月份分配到农场组织部工作的，10月份才向行政办公室递交住房申请报告。当时我把报告递给蓝主任时，蓝主任给我登记排号。他告诉我，我排在第21号。我问他，何时能排到我分房，回答：“不知道，最前面有排了5年多的老同志，还没有解决。前两年又分配来几批大中专毕业生，因为没有办法优先解决住房，陆续走了一些人”。好在我家住五队，离场部不是很远。休息天只要不下雨，刮大风，我们一般都骑自行车回五队。有些同志家在偏远连队，或不在农场的，回一趟家就不容易。相比之下，我还是比他们方便些。
　　1988年春天，虎林县农行驻858农场分理处和农场达成协议，由农场先出资，给他们盖一栋平房，解决他们住房困难。待工程完工时，由虎林县农行驗收合格后，再给农场拨款。因为农场需要农行帮助解决国家划拨给农场的一些贷款，如农业项目投资款，农业贴息贷款，贫困农场补贴等，还有其他一些土壤改良，水利项目投资，农业税减免等。农场当然愿意为他们效劳。于是，从6月份开始，农场土地科划拨土地，基建队负责盖房。在盖房过程中，农行分理处把原先规划的四家一栋房改成两家一栋的，变为二栋房了。面积也由原先的每家30平米改为每家48平米，外加12平米的门斗。又增加仓房，围墙和菜窖等设施。由于农行内部人员分房不合理，引起纠纷。主房刚盖好，仓房，围墙等还没有盖。就有人告到省农行纪检组。上面来人和县农行纪检组一起调查后，农行将这两栋房退还858农场。这样，机关就白拣了两栋房。农场领导班子研究，将前面一栋房给纪委书记刘志敏和工会主席马天大。因为此房跟69年兵团时期给团级干部盖的房子是一般大的，现在的农场领导住的房子就是兵团时期团级干部的房子，也不过这般大小。后面一栋房研究给谁时，争论很激烈。有的领导坚持按机关排号顺序分房，有的领导要求按实际情况分房。场长张庆顺要求把分到农机科的大学生于晓菲优先安排。因为于晓菲的父亲是852农场的老农机科长，他通过852农场的场长找过张庆顺场长，要把于晓菲调回852农场工作。晓非已经在农场工作好几年，结婚后，已有孩子。但是，爱人在七连工作，一直两地分居。场长当时没有同意他走。所以，这次分房想优先给他安排好，留他在农场安心工作。在讨论分房中，我们组织部的高士栋部长替我出了很大力气，帮我说了许多好话。能站住脚的理由有三条：一、我们两口子都是知青，1979年知青大批返城后，农场所剩知青不到3%，我们俩是留下知青中的姣姣者，农场把我们当作知青扎根边疆的典范；二、佩芬是虎林县人大代表，全场只有三个人是虎林县人大代表。农场党委书记李永奎也是其中一个；三、佩芬是满族人，是少数民族，她家是哈尔滨市统战对象。她三叔还在台湾。最后，永奎书记拍板，把房子分给了我。当高部长把这好消息告诉我时，我激动的热泪盈眶。我感谢部长的关怀，感谢农场领导对我们的厚爱，我们只有用努力工作来报答农场领导，报答机关老同志对我们的照顾。
这次能分到这么好的房子是托佩芬的福也是佩芬的功劳。我们部长在会上提出的三条理由，我只占一条。可佩芬她三条都占。又因为李书记原先在修配厂当过厂长，又在农机科从技术员当到农机科长。佩芬在拖拉机上工作多年，每年机务上培训，冬检她都参加，在修配厂和李书记早就熟悉。她和李书记又都是县人大代表，李书记经常派车接佩芬一起到县人大开会。李书记对我家佩芬的为人是了解的。也是这次促成李书记照顾我们，同意将这套房子给我们的原因。我了解佩芬，她热情，开朗，特别愿意帮助他人。她就好像黑夜里的一只萤火虫，在照亮自己的同时，也照亮了别人。她赢得了大家的爱护，也给她带来好的运气。她更知感恩，处处为他人着想，也得到更多人们的称赞。使她的生活更加充实，满足。
　　分房决定在机关公布后，虽然引起没有分到房子的一些同志们的议论，但是，已经定下的事情，再议论也没有用的，况且都是机关工作人员，素质高，发点牢骚话，慢慢也就收场了。
　　房子交付给我们后，在收拾房子，搬家的这段日子里，佩芬展现出一个女主人的出色才干。屋里怎么装修，屋前仓房怎么盖，门前地怎么铺砖地，院杖子用什么板条架，她都能思考得很细致周到，显现出一个居家过日子的女主人的精明、强干、朴素、实在。屋里客厅打水磨石地，既简洁又实惠。屋前盖了一个9米长4米宽的仓房，正好和房子对齐。院杖子是用在五连砍的烧柴中挑出来的柞木，榆木，衫木等过火木。她从总库借来电锯，我把这些木头锯成段，破成板条，把院子圈起来。由于房子之间的间距大，我家院子竟有6分多地。佩芬很能吃苦，每天天蒙蒙亮，她就起床。粉刷白墙，擦洗门窗，给门窗刷油漆，给窗户配玻璃，她都自己动手干。门前地面要铺砖地，为了省点钱，她从物资科借来一辆小推车，每天拉着小推车在场部住区内路边，沟边捡砖头。为了改良院子地土壤，她联系五连家庭农场的车到场部拉货时，从连队牛号带一车牛粪来，铺到院子地里。休息天，她请五连老职工来帮助垒菜窖。她在总库上班，和总库、物资科的同志相处很融洽，与各连到总库来领料的保管员也相处的很好。盖仓房，盖菜窖需要买砖，她一招呼，总库、物资科的一帮小伙子都热情地来帮她联系车辆，帮助装车、卸车。还从砖厂要了一车流砖（烧过劲变型的砖）。盖仓房时当地基用。盖仓房用的沙子，土，都是她出面找人解决的。连总库的一帮小伙都好奇地问她，你家男的怎么不出面，他是机关的，他有权，这些活都应该是你家男的出面联系。佩芬总是帮我掩饰，说我性格内向，不善于交际人。又说，机关要求严格，他不好意思张口。总之，这些年，她都是家里家外一把手。又要工作，又要顾家，把她累的人都瘦了一圈。又黑又瘦的，我看了也很心疼。这家是她撑起了一多半。刚搬家时，院子地里还没有种出菜来。那年代农场还没有菜市场，买不到蔬菜。除了五连老职工到农场来。给我们捎些菜以外，还有就是总库、物资科的老同志给她拿点菜，有时，各连的保管员来总库领料，也给她捎带些。一直到我家院子地长出菜了，才开始吃自家的菜。
　　1985年，我听人传说，国家出台一个政策，即没有返城的知识青年，孩子可以回城落户。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马上和我在上海的弟弟联系，打听上海知青子女回城落户的具体情况。我弟弟到派出所询问后，告诉我说，上海未返城知青的子女，年满16周岁，有上海的亲属担保，可以有一个子女回城落户。我家孩子小，未满16岁，暂时回不了上海。佩芬也往哈尔滨市家中了解，哈市知青子女回城落户不受年龄限制。我俩商量想先把孩子户口落到哈尔滨，等到孩子长大了，满16周岁时，再落户到上海。春节前，我们特地请假，带着孩子一起回哈市，给孩子办理了迁户手续。过完年后，我们回农场，孩子留在哈市上学。我们一家三口，分居三地。佩芬还在五队工作，我还回学校上课。1985年9月，我们从连珠山管局教师进修校搬到密山牡丹江管局工学院上课。孩子在哈尔滨市滨江小学读一年级。孩子太小，又是第一次离开他母亲。孩子在他姥姥家生活，他们只能提供孩子吃住，孩子的学习没有人管了。孩子很不习惯，他感到孤单、寂寞。有一天，他特别想他母亲，放学后，他没有回家。自己一个人走到滨江火车站，在车站前站着，想看看他妈妈能不能回来。他一直站到天黑了，也没有看到他妈妈。只好依依不舍地回家了。他那里知道，家里他姥姥急坏了，他姥姥见孩子没有回家，打发孩子他大舅到学校去找。学校老师告诉他，放学后，尤大鹏同学和同学们一起走的，没有在学校。他大舅着急了，连忙把孩子他二舅、三舅，还有三个姨都叫来，一起寻找孩子。孩子他姥姥急得直掉眼泪，她说：“他爸妈都不在哈市，把孩子整丢了，我们怎么跟他们交代”。他大舅在孩子回家的路上碰到他了，上去就给孩子两撇子，直问“你干什么去了，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孩子哭着说：“我想我妈了，我到火车站看我妈能不能回来”。他大舅心酸的说不出话来，把他领回家了。1986年夏天，我电大毕业分回机关工作。年底回去看孩子时，他姥姥才跟佩芬学说的。我听了以后，坚决不让孩子在哈市读书了。我们把孩子接回农场，继续在场部小学上学。跟我一起在机关宿舍住，我要出差或外出开会，就让佩芬来陪他过夜。
　　1989年春节，佩芬回哈市探亲时碰到和她一起下乡的李光伟、许丽珍夫妇，聊天中光伟得知佩芬还没有返城。当时，光伟已经是哈尔滨市自行车厂的生产科长，他和厂长是好哥们。光伟下乡在农场时，佩芬也没少照顾他，常帮他缝棉被，缝棉衣。光伟一直记在心里。他想帮佩芬办回哈市，办到他们厂里来工作。他试探着问佩芬，佩芬当时就答应了。她回家跟她父母说了，她父母也很高兴，老人当然愿意自己的儿女回到身边来。没想光伟办事很利索，刚过完年，佩芬的调令就到了。哈尔滨市人事调动有规定，为了不人为的造成夫妻两地生活，凡调回哈市的人员，除了符合照顾夫妻两地生活条件的，其他调回哈市的人员必须是单生没有结婚或已离婚的。佩芬要回哈市，必须要有离婚证明，否则回不去。那年代，许多已经结婚的知青，为了调回城市，都被迫办了假离婚。实际上是按真的离婚程序办理了真的离婚证明。有人离婚不离家，一人办回城市，全家都跟着回城，另一人没有城市户口，在城市只能干临时工或自己单干。有人返城后，即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也有人因长期两地生活，无法忍受折磨，造成真的离婚。我也是不愿意佩芬回哈的，只是为了孩子的学业和前途，只好违心地同意她调回去。因为1980年，佩芬的父亲退休，那时就想让佩芬回哈顶替她父亲接班。也是因为不想让我们办假离婚，怕为此而拆散我们的家庭。所以她母亲没有同意让佩芬回去接班。现在，她父母年事已高，她也想回去尽孝道，我能理解她的心事，不想扫了她的兴。于是，我们到农场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民政局的徐局长惊奇地问我们：“你俩怎么了，好好的办什么离婚？”我们说了原委，徐局长说了，不管你们是假离婚还是真离婚，这个手续办了，你们拿到的离婚证是受法律保护的真的离婚证明。我们听了也不是滋味，一旦分别后，谁知今后会咋样，何时才能再团聚。我心里没有底，走一步看一步。人往高处走，也许佩芬回城后生活条件会更好些。我们恩爱多年，谁也舍不得分开。虽然是假离婚，但为了防备今后有变。在第二年她回来探亲时，我们又补办了结婚证明。是我私自办的，没有通过她的单位。
　　佩芬回哈市后，在哈尔滨市自行车厂烤漆车间工作。烤漆车间是厂里工人最不愿意干的工作。一是车间空气不好，每天呼吸着带漆的空气，时间长了会得肺病，这是职业病。二是活儿太累。在传送带上摘一次挂勾是两个自行车车架，一天要摘几百次。这本是男同志干的活，但是，男职工都不愿意干，佩芬是新来的，她不干谁干。每天累的两个膀子酸疼，胳膊都抬不起来。就这活她也只干了一年多时间。由于工厂经济效益不好，1992年初，工厂进行体制改革。大部分场地转租给外商经营，工厂只留部分员工进行少量生产。大量员工一是买断工龄，自谋出路。二是行政关系挂靠工厂，保留工龄，在退休前下岗，自谋出路。三是已到退休年龄的，办理退休。四是能提前退休的，按政策办理提前退休手续。五是少部分管理人员留守工厂。佩芬自然是下岗，自谋生活。她很坚强，这么大的事情她都不告诉我。这一年，她还要生活，要养活自己和孩子，她硬挺着，她活得很艰苦。期间的酸甜苦辣，只有她自己知道。42岁的女同志，想干临时工没有门路。社会上到处都是下岗的工人，年轻的都找不到活干，像她这岁数谁还要。她考虑几天后，没有被困难吓倒，她到嫂子的商店批点卫生纸和肥皂，每天早晨到菜市场去摆地摊卖卫生纸和肥皂。中午，她挎着纸箱在小学校门口叫卖学生用品和小食品。晚上，她在北环路或在江畔路上的夜市摆摊卖皮鞋。她每天从早到晚没有消停。有时能挣个二十几元，有时只挣几元，有时一分不挣还要交管理费。
　　1992年3月，农垦总局举办一期“全国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培训班”，我是农场组织部长，作为农场后备干部人选，经党委研究，让我参加这个培训班。培训班设在哈尔滨市农垦总局党校。学期一年。其实，这个培训班就是总局的后备干部培训班。学习结束后，大部分学员都被提拔到场，处级领导岗位。有的同学在学习期间就被提拔了。我非常愿意去啦，我可以和佩芬，孩子团聚了。我到哈市后才知道佩芬下岗的事。我在香坊上学， 她家在道外。我每个周六放学后就骑自行车回道外家里。骑车要两个多小时。星期天晚上再骑车回学校。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我都骑车驮着佩芬一起去夜市和早市摆摊，帮她拿纸箱，替她看摊。夜市里卖什么的都有，有卖日用品，衣服，化妆品。有卖食品，烟酒，饮料。有卖皮货，杂货，玻璃制品等等。市场管理员按照摆摊面积收取管理费。我们每次交2—3元，晚上摆摊从晚6点到8点。哈尔滨市不像上海，上海是不夜城，越是晚上人越多。哈尔滨市一过晚上8点，大街上就人烟稀少了。有时卖得好，一晚上能买出3双鞋，挣20--30元。有时一晚上一双鞋也卖不掉，白去一趟，还要倒贴管理费。早市卖卫生纸，肥皂也挣不几个钱。这种生活终久不能长期下去。
1992年年底，我的学业结束了。我回到农场后，找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李永奎，请求他把佩芬调回农场。李书记很同情我们，1993年春节前李书记到哈尔滨市开会，还特地到佩芬的工厂去看她。过完春节，他就同意佩芬回农场工作。李书记说：“好不容易把户口落在哈市了，就不要再把户口迁回来。人回来就行，还在总库上班吧”。就这样，1993年7月，大鹏小学毕业后，佩芬带着大鹏又回到农场，她还在总库上班。后来调到农场加油站工作。大鹏在农场中学上学。至此，我们一家三口人又团聚在一起了。佩芬在加油站工作了3年，又调回总库上班。2001年，农场进行第二次企业改制，总库彻底变为私有制，由原物资科科长贾树章与农场协议，他家开了一个物质商店。佩芬才彻底退出总库，不干了。
　　1997年，按照劳动法规定，佩芬在哈市自行车厂从事的烤漆工作是属于特殊工种，符合提前退休的规定，工厂为她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退休时，她的退休工资为300.02元。加上她在农场上班的工资800元，也有一千多元。快赶上农场机关科员的工资了。
　　1997年，农场机关进行一次重大改革，其主要目的是建立三大机制，即风险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这项改革一直到2000年才结束。所谓风险机制就是：一、机关全体人员实行交纳风险金上岗制，科长交5000元，科员2500元，不交风险金的人员自动下岗；二、实行动态岗位工资。科长每月1500元工资，当月发60%工资900元，另外的40%工资600元，按年底考核分数确定，高于85分的，40%工资发给。低于85分的40%工资不发，并且每低1分扣你风险金10%，直至扣完。由于我们搬到场部以后，又接出一间半的房子，又盖了围墙。用去了我们大部分的积聚，加上每月只发60%工资，生活有点拮据。为了补贴家用，佩芬让我从我家烧火柴堆中找出几根漂流木，剖成木板。在我家西边搭了一个猪圈。她抓了两只猪崽来养。她每天要负责打猪草，糊猪食，喂猪。我负责买饲料，出猪粪。养猪也很辛苦的，她每天晚上都要糊猪食。猪长大后，每天要糊两锅。很麻烦的。她白天上班，早晚还要出去打猪草，拣菜叶。每天都弄的紧紧张张的。9个月后，两只肥猪都有200斤重了。共卖了320元，她高兴了，第二年，她又抓了两只猪崽。第三年，由于农场规划从安兴大街到中学修一条水泥公路，正好从我们门口经过，所以就把猪圈拆了，以后再也没有养猪。

[尤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