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八连　李连友

　　离开北大荒已经三十多年了，可是连队里一些老职工的音容形象却总被提起来。无论战友聚会，无论家人茶余饭后，只要提起他们，都感到分外亲切——

　　　　　　　　　　　　　　　　指导员王书成

　　只要看一眼，你就会记住他：高高的，瘦瘦的，黑黑的，一张不大的猢狲脸上，脑门子窄窄的，颧骨突出，眼睛凹陷，鼻梁挺直，手指上永远夹着一支烟。据说，他是五八年转业官兵中的一名少尉，文化并不高。
　　我们到连队的第二天，就遭到他的批判使我对他的印象尤其深刻，前面已有短文说过，这里不重复。只是不知道他是否形成成见。
　　每天早上雷打不动的“天天读”的一个小时里，没有人敢吱声，都准时准点、瞪着眼睛听他长篇训话，基本上不读原著。他没有讲稿，却可以从毛主席语录讲到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的报告，讲到团里的形势，讲到连里的阶级斗争形势，讲到各项任务活计，讲到地里庄稼的长势，讲到麦收秋收的产量，讲到年底的盈利金额……多少天不带重样的。尤其让人叹服的是，每年他预测的小麦、大豆、财物盈余等指标，都与最后结算出的结果相差不多。因此全连不管干什么的人，都觉得心里有底，身上有主心骨。
我到北大荒第一次出工，就是跟着他到团部砖窑运砖。迎着东方的鱼肚白，一台千里马拖拉机拉着两辆拖斗，向着团部“突突突”地颠簸疾驶。指导员坐在驾驶员座位旁，一只手细细的手指夹着一支烟，另一只手细细的手指不停地向前戳点着：“开快点儿！开快点儿！”在晨曦的映衬下，简直就是一幅皮影儿戏的画面……后来和机务队的弟兄们聊起来才知道，只要他坐到驾驶员旁边以后，他就是一句话“开快点儿”……
　　每天，王指导员的大部时间都是在地号里巡视，拎着镰刀，撩着大步，看庄稼的长势和草情，看机械作业的进度和质量，看农工们干活，看哪一片水泡子的乌拉草可以割下来搓草绳了，看哪一片小树林里的树棵子可以砍来做盖房子的芭条了……除了开会，他不在连部呆着，他把全连三百口人、三万多亩耕地、三千吨粮食、千数头猪马牛羊、二百多间房屋等家当的动态情况，全部清清楚楚地装在心里。由于他的腿快、眼明、脑子精，全连的大小干部谁也不敢偷懒糊弄犯迷糊，每天干部的“碰头会”上，大小事情很快就能议决，很少失误或者窝工。一九七二年他调到营里当教导员以后，连队就再也没有盈利过了。
　　麦收之后的一段时间，相对农闲。一天早上，他扛起一把铁锹对我说：“中饭前到二十九垧的地头找我，记住！带着皮尺……”我一边答应，一边陷入云雾中。头晌午，我按着他的吩咐，按时找到他，他正在公路边的排水沟里挥锹挖土。看见我以后他停下来，边擦汗边说：“连友，你给我量量，看这一头午挖了多少方土……”我们俩人拉开皮尺，先量水沟的上口，又量底口，又量了未挖之前水沟的尺寸……他又说：“这段路边沟淤塞比较严重，影响公路排水，正好今年你们这些知识青年来了，可以有充足的人力解决这个老问题了……过去谁也没有干过这种活儿，我就想试试一天能干多少，好定出个定额标准来……我这一头午，歇了两回歇儿，抽了三支烟，这不，烟头在这儿……”听得我这叫感动，我刚当上统计员没有几个月，他这是言传身教呀！在往回走的时候，我对他说，下午我再干半天儿，除去土方以外，再琢磨琢磨施工标准什么的……他听了特别高兴，黑脸上盘绕出少见的花纹儿来……
　　我跟着他跑地号，大概跑了一年多。他教给我怎么目测距离，这样就可以大致估量出一块地的大小；他教给我怎么样估算小麦的产量，怎么样估算大豆的产量，怎么估算苞米的产量；他教给我什么季节应当干什么农活儿，什么样的农活适合什么样的人干；他教给我什么样的云和什么样的风能够下雨，什么样的没雨；他教给我在地里遇见险情怎么办，熊怕什么，狼怕什么，遇上荒火怎么办；他教给我七九步枪怎么拆洗，七点六二步枪怎么拆洗，用苏式冲锋枪注意什么；他教给我如何听出农民说的话外之音，那些话听着有益，那些话有害；他教给我……
一九六八年六月，黑龙江农垦总局改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当年，全兵团近三千个生产连队，只有三五个连队盈利，其中有我们八连，盈利十九万，位居第一。一九六九年，全兵团仍然亏损，而我们八连盈利达到二十一万三！于是，团部、师部和兵团总部都惊奇地注意到我们连队，并且叫指导员到师里去“讲用”，介绍经验。他自己起草了一个材料，介绍诸如麦子要“播在冰上，收在火上”、田间管理坚持“三铲三趟”、“锄早锄小锄了”、财务管理要精打细算、把好大豆出口、破瓣儿豆留下自己用、怎样安排人力才不窝工、怎样安排机械减少空驶，等等。开会回来，他把材料摔到我的桌子上，对我说：“你什么也别干了，没黑天带白日的给我写个稿子，首长对我讲的不感冒，说我光讲生产管理，不讲突出政治，怎么能盈利……你说笑话不笑话…… 我说我没有那么干，也不会那么讲，可首长说无论如何也得按突出政治改……你可是快着写啊……”我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任务，翻报纸找合适的抄，搜索枯肠瞎编瞎造……写好后，我请他看，他说不看，你就给念念吧。说着，他靠着墙，蹲到板凳上。我念着念着，就听见他呼呼的打起呼噜，手指上夹的烟也掉到地上去了……
　　在农忙的时候，劳动时间特别长，连队要安排“加餐”，就是为全体参与超时间干活的人提供免费餐，通常是一个炖肉加一个素菜，“可劲儿造”。在麦收的时候，天天晚上有“加餐”。一天傍晚，全连的职工家属都在场院“加餐”，准备晚上把大批的麦子抢场入库。忽然遇见一件什么事情，我急着找指导员请示，可找遍了场院的犄角旮旯，所有大碗吃肉大个儿吃馒头的人群里，就是没有指导员的影子。场院保管员对我说：“到他家去找，他在家里吃饭。”我问为什么，保管说：“指导员从来不占公家的一分钱便宜，不要钱的饭他不吃……”我说，加班抢场他一次也没有拉下过。保管说：“可不是么，这就是他的脾气！”我找到他家，看见外间屋的地下放着一张小桌子，他和他的老父亲面对面坐在小板凳上，一人手里拿着一棵大葱，正轮流着嘴对嘴地“撅”一瓶白干酒呢，桌子上的“浅子”里，放着几个剩馒头和一碗大酱……
　　人们怕他，还因为他经常发脾气熊人。一次，菜组的老崔把一堆老得快成柴火的豆角卖出去，只收了几分钱。连着三个早上晚上的全连大会上，指导员大发雷霆：“你这个富农分子！浑得你知不知道，豆角老了就不是菜，是粮食是粮食！谁给你的权力，把国家粮食贱卖的！你犯罪了知道不知道……你给我检讨认罪！”就这样，指导员可着劲儿地批了几天，老崔也蔫头耷拉脑地“认罪”了几天……

　　　　　　　　　　　　　　　　顶梁柱——贫农孙玉珠

　　来到北大荒兵团连队的第一个早上，刚刚睁开眼，我们就认识了他——老贫农孙玉珠。那是他在连里打更，他用锣声和山东大嗓门把我们从梦中惊醒，他一屁股泥土在我们的床单上印下了“贫下中农的本色”。
　　他，夏天一身黑色单裤白色单褂，褂子是披着的，冬天一身黑色棉袄棉裤，大棉袄也是披着的。浑身一股子呛人的烟味儿和汗味儿。脑袋很大，秃顶，面色红中透白，肉皮很细，长着黑指甲的手指也很细，眉头总是皱着，眼睛总是眯着，始终没有弄清他是长着圆眼睛呢、还是三角眼，总之全不似文章里刻画的贫农相貌。
　　我们刚到连队就因为演节目遭到批判，揭发人就是孙大爷（我和我爱人始终称呼他为孙大爷，而其他人都管他叫“老柱子”或“老野猪”）。他把我和同学吴玉森叫到他家，手指着北墙根说：“坐下！”我俩回头看了一遭儿，连个砖头或者木头墩儿都没有，干脆坐地下。坐下后才发现，面前还放着一个尿盆儿。
　　孙大爷坐在砖砌的、磨得锃亮的炕沿儿上，卷上一支烟点着，咳嗽了几声：“啊？怎么着？刚到北大荒，就不老实？就想闹？那是不中，坚决不中！这里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毛主席的贫下中农，不能答应，坚决不答应！啊？怎么着？是走毛主席的路线呢，还是走刘少奇的路线呢？你们到底要接谁的班……”看我俩不吭声，他那只掐着烟的手指点着：“……你们从北京来，是吧……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听贫下中农的，不中，不中……这个样的熊胎相儿，还能保边疆……那些哈尔滨来的青年怎么样，现在还不都是毛主席的好贫下中农……”当时我们也没有手表，不知道他把这些话重复了多少遍，重复了多长时间。天黑了，屋子里也不点灯，外面灶间里好像有嘀嘀咕咕的声响，大概是他的老婆孩子们。他站起来：“今儿个就说这些，去吃饭吧……”我的腿都麻了，一瘸一拐地心里说：“我娘吔，可算完了……”以后，他又分别找了我们两三次，时间或长或短，可是训话的内容基本就是那几句。
　　后来，我们连队并评为兵团的先进连队，引来各级领导机关的关注，派各式各样搞宣传的人采访，他们把上面这段演绎成充满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争夺年轻一代的故事，把孙大爷塑造成为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贫下中农顶梁柱的光辉形象，而这个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成功实例，就一直宣扬到兵团解体的那一天。我至今还很纳闷，我是这个故事里的主要对立面人物，或者叫帮教对象，却从来没有一个宣传干事或记者找我谈过话，或者了解核实点什么……
　　《兵团战士报》为我们这个先进连队连续出版了好几期专版、社论和讨论，其中整版整版地刊登了标题为“顶梁柱”孙大爷的事迹。从此，连里许多知青不再称呼他孙大爷，而叫起“顶梁柱”来。
　　孙大爷的出身很苦，解放前要过饭，扛过活，没吃过饱饭，没住过暖屋。解放后才有了温饱，才有了做人的感觉。因此他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朴素的感情，当听说有人要搞“修正主义”，要恢复旧社会，他就显示出了很强烈的斗争性。不论在全连的批判大会上，还是在班组会上，他总是要发言的，总是以问话开头：为什么我五十多岁了，小孩还不到十岁？而且总是那么些话——在万恶的旧社会里受尽了剥削压迫，吃不饱穿不暖，娶不上老婆，个人不认识个人（不识字的意思），共产党毛主席来了，新社会了，穷人才翻了身，他才有了今天，有了老婆，有了孩子，每月还有三十六块钱的工资；要是再回到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贫下中农决不答应；美帝、苏修和地富反坏右，绝没有好下场……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理直气壮，慷慨激昂，声音洪亮，即使是“啊”、“怎么着”、“奶奶的”等衬字，也是毫不含糊的响亮……就是到兵团出席大会，也是这样本色不变……
　　孙大爷希望，经过他的调教，知识青年个个都应当成为好样的，没的挑的。盛夏的一天晌午，我干完活儿，累得汗湿透了衣服，眼镜儿一次次地顺着鼻梁往下出溜儿，正往食堂赶的时候，他叫住我，眯缝着眼睛说：“你这巴股儿（这段时间）还行，能干，能吃苦……就是戴那个眼镜子看不惯！是不是觉得美得慌？像个地主的账房先生……”我笑得差一点把饭碗扔地下：“去掉眼镜？那我就像个瞎子了……”
　　知青来得多了，食堂吃菜成了大问题，菜组扩大成菜组班，孙大爷当班长。他找我，眯着眼睛笑着。我很吃惊，因为很少见他这样笑：“孙大爷，是不是找人帮着干活去？”他更笑了，拨浪着脑袋，连连地说：“不是不是，我是想着，是想，我们还在连部班参加学习吧……”我忙不迭地拦住他的话头：“别介，你们也成了班了，我哪有权力组织两个班的学习呀！”“你看看我们那伙子人，哪个能行！”“怎么不行呢……”没等我说完，他就嚷起来：“啊！怎么着！你不想接受再教育了……”正这时，指导员走过来：“连友，老孙头这是信任你，别推了！”我还能说什么，只能看着孙大爷“嘿嘿”地笑着，叨唠着“怎么着怎么着”的，拽着指导员，扬长而去……
　　秋末，一座将近二百平米的砖石结构的菜窖建成。孙大爷的嘴，乐得合不上了，这是按照他的想法修建的，是全团第一座永久性的大菜窖。他把菜窖当成了家，每天从天亮到天黑，都呆在那里。他指挥着木工在菜窖里钉起一排排的架子，又指挥着农工班把冬天的看家菜大白菜、大萝卜、土豆，成筐成麻袋地堆进菜窖，码得整整齐齐。他信心十足地对所有的人说，今年冬天吃菜不用“长愁”了。
　　可是几天以后，几万斤收下来没有经过晾晒的菜发热了，烂菜帮子、烂萝卜和烂土豆，每天都清理不过来，地面上汪着一层稀汤臭水，不穿雨靴就没法干活，只好把全部窗户打开散热。
　　谁知道，寒流一股又一股的袭来，一股比一股凶猛，北大荒的原野成了冰天雪地。眼看着菜窖里的白菜冻得透明了，萝卜土豆冻成了冰疙瘩，食堂炒出的菜全是一股子怪味儿，一下子怨声大作，孙大爷急得嘴唇上长满大泡……加班垒炉台、架烟筒，又烧拌子又烧煤……菜窖里一会冻得要命，一会热得不行，烂菜的趋势已经无法根治。春节包完饺子，基本没菜了……
在以后的几年里，这个菜窖的储存效果也都不好。孙大爷在连队里的威信，简直一落千丈，他经常痛哭流涕……
　　一九七八年，我考到牡丹江读师专。随着改革的进程，兵团取消，又改回农场体制，实行承包和家庭承包，职工们想尽各种办法致富形成了潮流。在一封战友的来信中，我极为震惊地读到：一天早上，在孙大爷堆放杂物的草棚里，他上吊自杀了……

　　　　　　　　　　　　　　　　杨奉明

　　他是农工三班的班长，高高的个子，秃秃的脑袋，长长的脸，大大的嘴，面色黢黑，水蛇腰，总是敞着怀，从不系鞋带儿，步子迈得很大，却有些踢里踏拉，一副哈里哈大的样子，老职工都管他叫“老哈大”。知青们听他作自我介绍：“我叫杨奉明，杨是杨奉奉明的杨，奉是杨奉明的奉，明是杨奉明的明……”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抱着肚子在场院上打滚儿。
他的眼睛很尖，嗓门很大，经常听见他的山东味儿的吆喝：“你们在那溜干什么蛋事儿啦……”那些躲到粮囤后面、树荫底下的偷懒的人，就吓得溜溜儿的跑出来了。而一些北京知青也尖起嗓子学了起来：“你们在那溜干什么蛋事儿啦……”
　　他很有力气，能一胳臂夹一个麻袋，绕着场院转圈儿；冬天排水用的大铁镐，有胳臂那么粗，沉重大约三十斤，抡起来虎虎有风声。他最看不上干活惜力的人，批评起来不留一点儿面子。脱坯的时候，有的上海女青年怕粘泥，用手指尖一撮一撮地往模子里装泥。他就几步跨到人家跟前，眼珠子都快瞪出来地吆喝起来：“你这是干的嘛行行子！让你捏饺子呢……”
他会捏骨接骨，很有名气，经常有人从外连，甚至从虎林、密山找来，请他治伤。一天下午，从七连来了一辆马车，上面横七竖八地躺着七八个人。原来这辆车下地时翻了，坐在上面的人有的脱位，有的骨折。车老板掀起车来，直接就赶到我们连来找老哈大来了。老杨正在盖房子的工地，听说后一溜歪斜地跑过来，手上的泥和脑袋上的汗也没顾得擦，一边问，一边喊医生准备麻药和绷带。只见他的大手，抓住这个人的肩头晃一晃，抓住那个人的胳臂揉一揉，对一个叫唤最厉害的人是两手抓住脚脖子，一只脚踩住屁股，用力一拽……不一会儿，这一车愁眉苦脸的人都变成了笑脸，不停地夸着技术、说着谢谢，坐着马车回家了。老杨追着大声嘱咐：“回去熬一锅黄豆咸盐水，好好烫烫……”
　　机务排一个青年，平时和老杨不对付，可巧肘关节脱臼，胳臂肿得老粗。找来以后，老杨照样不怠慢，仔细看过伤情，随手拿起一块黑不济的、不知是抹布还是手巾的东西，不容分说地塞进青年的嘴里，命令说：“咬住，不然会疼得咬烂舌头！”说着用手抓住他的胳臂肘，用力一拉，就听见“喀吧”一声：“没事了，”老杨拽出他嘴里的那块东西，顺势扔到地上，“回去熬一锅黄豆咸盐水，好好烫烫……”
　　据说，团部医院调过他，他去了又回来了：“奶奶的，那不是人呆的地方……”
　　老杨的胆子很小。我们刚到北大荒的那年冬天，修水利的时候，连里一个被监督劳动的“坏分子”让放炮蹦起来的冻土块砸伤，送到团部医院抢救，因为伤重死亡，尸体停放在医院后面的草棚子里冻着。快化冻的时候，医院多次给连里打电话，要求将那具尸体处理掉。连长找来老杨，叫他带几个人，带一些炸药，把“坏分子”的尸体拉出医院，找块荒地炸个坑埋掉。老杨完成任务后回来，隔了一天，团里又打电话催，赶快派人去处理尸体。连长找老杨，问他怎么处理的，他说，就是按照连里的要求，炸个坑埋了。连长问，你看清了没有。他说，棚子里黑黢黢的，反正是个大个子，不会有错。连长问他，抬出来以后看没看清。他说那谁还敢看呀……连长找来他们班的人再问，人家说，老杨到了停尸棚子以后，脑袋朝外，看也没敢看，拿麻袋把靠门口的尸体的头一盖，夹出来就扔车上了……没办法，连长只好再次派人去办了……
　　一九六九年二月，珍宝岛事件发生。我们连队距离那里大约二百里，空气自然紧张起来。当时我住在连部，指导员要求我黑天白天要看好电话，不准离开半步。一个大雪的深夜，电话突然响起来，团战备值班室要我赶快去找指导员接听电话。指导员跑来接听电话后，让我赶快找来连干部开紧急会。原来，四五米厚的大雪把通往吉祥边防站（距我连十五里）的公路阻断，又把电话线压断，“前指”一个关于苏军动向的情报通不过去了，要求我们连派一两个可靠人员去火速传达。连干部迅速决定，派老杨和刘寅昌去边防站，派于连才接应。我立刻把他们从热炕头热被窝儿里找来。谁知老杨一听是这事，就对指导员说，先得回家一趟。我当时就想，原先只知道他胆小，敢情到节骨眼儿的时候还私情缠绵，于是很有些看不起这位老贫农了……只有一小会儿，老杨大步回到连部，我的眼睛瞪大了，惊呆了——他换了一身崭新的棉裤棉袄，戴了一顶崭新的皮帽子，脚上是一双从没见穿过的大头靴——他把一卷什么东西塞给指导员：“万一俺回不来……要承认俺是个党员……手头儿这点钱就算交党费了……”说着，他“啪”得敬了一个军礼，走出连部。我擦着热泪，和指导员等人紧追着，送他们到路口，看着他们踏着大腿深的积雪，很快消失在茫茫的雪夜中……

　　　　　　　　　　　　　　　　蒋庆山

　　师长说过，我们八连是他的“点儿”，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各项工作都要搞好。所以，连领导决定，成立科研班，种上试验田。于是，连老带小连男带女，七个人组成科研班，我当班长。蒋庆山蒋大爷就是其中的一个老职工，六十岁出头了。随着他一起来的，还有一辆牛车，说是往试验田里送个肥什么的，方便点儿。
　　刚开始还没有觉得怎样，可是不久就显出蒋大爷的好处了——每天的天天读以后，不用安排，他就叫上一个女知青到马号套车了。然后到猪号、马号、羊号的粪堆边，挑着发酵好一些的粪肥装车，一车一车地送到试验田的地里。一边送肥，他还一边叨唠着：“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北大荒种地都使化肥，把地都种毁了，咱们试验田可不能那样，就得让人看看这粪肥的劲头儿……”有一天，我看见他和装车的都是一头一脸的黑灰，很纳闷儿：“这是怎么回事？”他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牙笑得非常开心：“猪号要换炕面，我俩就把炕洞土给拉来了，这可是最好的农家肥呀！”说着，他指着装车的，当着全班的人提高了嗓门说：“小楚可是个好闺女，扒炕洞装车，又脏又呛，她一点儿都不嫌弃，干得可卖力气啦！”当时我很受感动，蒋大爷不光主动的帮我安排好活儿干好活，让我学到了生产知识，还用很巧妙的方法教育知青鼓动知青，等于在教给我当好班长的办法——我们对他都很有好感。
　　蒋大爷脾气倔，敢于“抗上”。一年秋收的时候连日雨雪，连里要求所有的职工家属，不论前勤后勤，统统都到地里抢割大豆去。他偏偏不去，坚持在试验田干活。连长去叫他，叫他顾大局。他顶撞起来：“这试验田里就不是庄稼不是粮食？就不怕大雪给捂了给烂了？要是哪个对比的品种糟蹋了，我们一年不是白干了？怎么跟大家伙儿交代……”话茬子理直气壮，话音儿干脆嘹亮，弄得连长无话可讲，只好由他。
　　蒋大爷家中只有他和老伴两口人。听别人说，他有个女儿，考上了佳木斯的一所中专，在当时也是很新鲜风光的事情，毕业分到了农垦总局的农机厂，成了厂里主要的技术骨干。只是女儿自己作主，在当地找了对象成了家，惹得蒋大爷生了很大的气，说是不认这个女儿了，不许她再回家。平时我们聊天的时候，都有意地避开这个话题，谁要是说的沾那么一点边儿，他准会脖子上青筋暴起地吼起来：“我不指望她！有这么多好知青，哪个不比她强！”只是他这样说的时候，老伴儿准会在一旁不住的擦起眼泪来……
　　到东北的第二年冬天，我得了痢疾，吃药打针半个多月，也没有控制住，人也变得无精打采。一天，蒋大爷找到宿舍，让我到他家去。进门以后发现，大娘给我擀好了面条，蒸了一碗鸡蛋羹，都是热腾腾的。大娘说，面里和鸡蛋里都放了好些姜，趁热吃下去，能暖肚治病呢。一下子我的鼻子发酸，眼睛潮湿了……
　　渐渐地，我去蒋大爷家的时候多了起来。在连队里，他家最讲卫生，地面扫得干干净净，桌子上一尘不染，玻璃亮亮堂堂，锅碗瓢盆也很干净，屋里屋外都归置得井井有条，利利索索。老两口的衣服总是干净整洁，不论干什么活，也不能干得浑身埋汰。许多知青也都喜欢到他家去，就是因为干净，能找到像“家”一样的亲切感觉。
　　有时他看着食堂的饭菜不好，就叫我到他家去吃，他就爱说：“一个样的白菜土豆，家里就是素炒炒，也比食堂大锅饭强！”他家每顿饭几乎都是一个素炒菜、一个凉拌菜、一个腌鸡蛋或腌鸭蛋，酒壶烫得热乎乎香喷喷儿的，别说，直到现在回忆起来，都是馋人的。
　　他们老两口还有一个好习惯，就是每天中午都要烧水沏茶。当时的老职工家里，都是蒸锅水，稍好一些的也是用饭锅烧水，喝起来都是一股子笼屉味儿。只有蒋大爷家是用水壶专门烧水。看他们烧水挺有意思—— 用两块砖坯架起铁皮壶，抱来麦秸或者豆秸后，不是大把大把地填着烧，而是几根儿几根儿的往壶底下续着烧，既不浪费柴火，也不会把水壶烧得黢黑肮脏。常常是，老两口一个烧水，一个刷洗茶壶茶碗，俩人话都不多，，可都做得全神贯注，有来有趣儿。几分钟的工夫，一个说；“水开了。”另一个说：“茶叶抓好了。”只一小会儿，屋里就弥漫起茶水的清香和温馨了……
　　蒋大爷不仅会做大路的农活儿，像耕锄耪耙，还识一些字能记点儿东西、还会一些技术要求高的活儿，比如种西瓜的压菀儿掐梢儿、编篓儿编笸箩绑扫帚、孵鸡孵鸭子等等。 我连被评上兵团的先进以后，连领导为了做到全面发展、自力更生，决定建立鸡号，而且自己孵鸡，任务就交给了蒋大爷。这年从春到夏，他指挥一伙人盘火炕、密封窗户、挑选种鸡蛋、制作应用傢什，还把铺盖搬到鸡号，上好闹钟，蹲在灶台前一把柴一把柴地调控着温度，趴在炕上一个一个地、一遍一遍地翻着种鸡蛋……二十八天后第一窝小鸡破壳而出，又一个二十八天，一窝小鸭子也出来了。满屋满院子黄绒球儿一样的鸡鸭，嘤嘤嗡嗡地叫成一片的时候，蒋大爷已经瘦得嘬了腮，帽子显得咣当了，背驮得像个问号，笑得却很开心，满脸的皱纹却像大圈儿套着小圈儿……
　　我是在北大荒结的婚。结婚前，只想到要准备好房子、家具、日用品等事情。蒋大爷对我说：“你成了家以后烧什么？就是现砍，那湿的也不能烧呀。”我一听确实着了急：“呦，那可怎么办？”他笑了起来：“别看你成天在地里跑，可你不注意那溜儿有柴火。我早就给你看好啦！今年春起，吉祥路北边跑荒，烧毁了一片小树林儿，晒了一夏一秋，那溜儿准有好柴火！等休息天咱爷儿俩就去砍回来……”到了休息天，初冬的太阳暖暖的，天蓝蓝的，一点风也没有，小树林子里静极了，一点点儿的声音都显得十分清脆亮堂。蒋大爷停住牛车，说声“到了”，脱下外面的棉袄，拿起大斧子，也递给我一把，趟着荒草，走到一棵枯焦的小树前，说：“这样的小树都是烧死的，可以砍，稍大点的别砍，说不准来年春起还发芽呢……”说着手起斧落，一下就砍倒一棵，利索极了。就这样，我们爷俩一前一后，一左一右，斧子上上下下，声音喀喀嚓嚓……大概砍了一个多小时，蒋大爷喊我歇一会儿，说是差不多够一车了。他披上棉袄，卷了一支烟，点着以后，小心地把火柴熄灭，蹲着吸了起来。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他的脑门上都是细密的汗珠儿，说话的声音都带着喘：“还是俩人干着快呀……”他满脸的笑纹特别舒展、飞动，就像是给自己干活一样，让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就在眼前，现在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后来，知青差不多都回城了，那里的消息也就不详细了。据说，蒋大爷老两口最后还是去了佳木斯女儿那里，说是倔了一辈子的他，当时走得非常无可奈何……我听说以后，心里一直不是滋味儿……

　　马号原有个车老板儿叫吕凤申，年轻时一场大病把后背驼成了一张弓，身体弱得很，后来连车也赶不了了，在连队里“说话也不占地方”。雨季的时候，连里安排他给人们补补扎破的雨靴，也算是人尽其力。一天下午我到他那补鞋，坐在板凳上和他聊了起来，听他忆苦思甜，还问他吃什么药管用、补鞋用的胶水胶皮是不是公家的等等家长里短的事。他居然哭了，抽抽搭搭，没法干活儿了，我只好又安慰了他半天。他的老婆收工回来，听他学舌，也特别激动，忙着和面、倒油、烙饼，还磕了二十来个鸡蛋炒起来，又捞出几个腌鹅蛋，提溜出酒壶，非叫我在他家吃饭不可，而且吃饭时还不错眼珠儿地盯着你……回来和连长一说，连长撇着嘴说：“我说伙计，你给老吕家的面子可太大了！他这是头一回！”……回北京到群众来访接待室工作以后，只要见到那些贫弱无助的农村上访人，我便想起了老吕，想起他一家人充满渴望的眼神……

　　我带着家属班干活儿的时候，职工甘朝宗的家属对我说，可愿意叫你们知青到家里玩儿了，就想听你们说那些新鲜事，你们洗的那些被子衣服晾在俺家门前的大树上，花花绿绿的忒好看，俺们就是怎么洗也不好看……一个泼辣的家属接过话来：“大甘看着你好看不就得了……”逗得大家笑个不停。

　　马号还有一个车老板儿，叫张云亭，绰号小鬼子。无论冬夏，每天早上，他抱着一根鞭子往马号走，三百多米的路，四十分钟走不完——见着一条小狗儿就得跺几下脚轰一轰，见着几只鸡就得扔俩瓜子皮逗一逗，见着喂猪的人就要说说人家的猪长了没有，见着上学的孩子就吓唬说不好好学要挨揍……多会儿看见马号其它的车已经套好赶出来了，骂他“瞎×磨蹭”的时候，他才快走两步呢……
　　一次他到猪号打完酒，扭头啁下一大口，然后举着瓶子对猪号班长吕广银说：“你们欺负我，打一斤酒怎么差这么一大块？”老吕一笑，走过来：“没事儿，差多少补多少。”说着，接过瓶子灌满之后递给他，又拿起一个大缸子，从“精馏儿”桶里舀了一下子送到他的面前，说：“老张，我们可不欺负你，再绕这些好酒待成待成你！”老张一看，便宜来了，笑眯眯地接过酒，几口喝进肚，满意地往家走。可是，八十多度的“精馏儿”多有劲儿啊，他出了猪号也就一百五十米，便一个跟头摔倒了，让大夫抢救了两天才清醒过来。

　　实行“月薪日记”的时候，职工丁宪元和会计吵了好几次，他理直气壮地问会计：一月份发给他三十天的工资，二月份为什么就发给二十来天的工资？会计解释，二月份只有二十八天，再减去春节放假的天数，就剩二十来天了。老丁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为啥二月二十八天？这是哪个混蛋定的？这不是坑人吗……解释了好几个过儿，气得会计一个劲儿地哭。

　　我们排演过一出活报剧《收租院》，机务排长孙树敏扮演大地主刘文彩的狗腿子。演到一户贫农被逼卖掉女儿还债、一家人难舍难分痛哭的时候，演狗腿子的老孙也哭得眼睛红红的，他抹着鼻涕眼泪，抓住女孩儿的手：“他、他娘的，哭、哭什么！走、走……”许多观众一手擦眼泪一手捂着嘴，怕笑出声来。

　　老职工张义同，个子又小又瘦，眨巴眨巴地瞪着小眼睛，揣着手，从来不在人多的地方说话。他家喂的一头猪拉稀死了，他急得掉下眼泪。到了夜里，他竟然溜进猪号，抱起一头小猪，放进自家的猪窝里。打更的发现报告领导，开了他的批判会，他居然还是瞪着眼睛，眨巴眨巴的。

　　在六八、六九两年里，差不多天天晚上要开批斗会。每天开会的程序基本一样，先把连里定的几个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押上台，依次低头站好，再让他们各自报上自己姓名和“罪名”，然后就是革命群众发言批判，当然也是天天月月重复来重复去的几句话，人们耳熟能详，大部分人就都眯缝着眼了。有一天的批斗会上，坏分子们都站到台前，新换的主持人是北京的一个大个子知青，他嗓门很大：“向革命群众报告你们的ˋ狗名ˊ！”第一个是吕崇国，他声音哆嗦起来：“俺是反革命分子吕崇国。”第二个是家属徐春梅，她哆嗦得更厉害：“俺、俺、俺是是、是反革命分子吕崇国……”一下子全场革命群众哄堂大笑，有人还笑得岔了气。这天晚上的批判会，无人入睡，什么“对抗”，什么“不老实”，什么“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所有发言批判的人都情绪昂扬，都有了新词儿。
……

　　还有许多音容笑貌，都是忘不掉的、写不尽的回忆！
　　在这里，让我记下一些现在还能叫得出的老职工的名字吧：马永忠、隋国良、杨玉才、康学忠、李修国、王金明、华振来、刘昌远、耿新德、安树来、李文岭、温福生、安宗民、王魁训、张德福、安宗祥、李凤春、刘秋海、于连才、于连和、袁训君、李庆祥、易洪亮、邱学江、刘银昌、许长新、王道迁、包秀兰、廖显贵、薛庆棣、张圣训、梁德春、张双安、李仁厚、刘福庭、尤玉合、商振刚、阮班义、杨洪义、杨春德、张义金、崔长印、崔广银、霍发来、杨玉贞、刘士水、孙福成、孙殿军、李延岭、王兆才、张维安、李保平、李庆春、于乐珍、张贻孝、葛茂松、王桂礼、刘兆发等等。

[李连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