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八连　李连友

　　女儿亦然只有十个月多一点儿，经受不住北大荒一、二月份的室外严寒，所以我们全家回京探亲的日程就安排在春节以后。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即将一岁的亦然第一次回到他父母的从小长大的北京。那趟火车上，有一多半的座位被像我们这样的知青家庭占据着，尿布像万国旗一样，挂满了车厢，小孩的哭声和屎尿臊臭，充满了列车。然而知青们都是兴高采烈的，他们都是带着自己的后代去看父母的。那天晚上，庆祝五届人大闭幕的锣鼓和彩旗，在北京站的广场上欢腾着。可我们觉得，这是欢迎我这个小小的家庭的归来，尤其是欢迎那个睁大眼睛新奇张望北京夜景的小亦然。
　　由于水土不服，亦然病了，连续三天发烧，并惊厥得抽疯了。爷爷、奶奶、姑姑急得不得了，我们更不知如何是好。我深感做父母的不易，心里充满了因为远在天边而无法尽孝的惭愧，我们只能不撒手地抱着她，抱了两天两夜。到亦然周岁生日那天，她好了，又欢蹦乱跳了。在和暖的阳光下，我们到北海，到天安门，到亲戚家去，不论到哪儿，亦然都以她少有的聪颖活泼惹人发出不断的欢笑。我觉得自己疼爱女儿已经到了无法形容的程度，生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感受在北大荒已经有了，可是没有现在三代同堂时那般突出：我们一定好好承担起抚育孩子的责任，最起码也应当让女儿像我们童年那样的健康成长！
　　我们全家到亦然姥姥家晋县的第二天，天还不亮，送电报的就来砸门了。电报说，经过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后，我被牡丹江师范学校的师专班录取。
　　看到电报，我犹豫不定，因为我报志愿的时候，没有填报这个学校，是去还是不去呢？我对学师范当老师，没有兴趣，团里几次派人找我去当老师，我都不答应，文革中这个行业遭受的磨难太恐怖了。这个学校是什么性质？是中专还是大专？也不知道，难道还有中专“戴帽儿”的大学么？毕业后的命运如何，难道学成之后还要回团里连里教书么……
　　可是，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系统学习的机会啊，记得——
　　一九七二年，刚开始推荐知识青年上大学的时候，连队里采取自愿报名、贫下中农评议、党支部决定的办法决定人选。我心里一阵高兴，因为头一年连里推荐的首批工农兵大学生，在很少有人知道的情况下，被送到上海复旦大学去了，引起人们比较强烈的反应。而我自以为比他的条件要强多了。我满腔热情地找到支部书记兼指导员，说明了自己的心愿，感到在三四年的工作中知识很浅薄，虽然有一些成绩，却非常想通过学习系统化理论化地总结一下，我说我很想到八一农大学学机械或者农业专业。谁知，坐在炕头上卷蛤蟆头烟的指导员，眼皮都没有抬，冷冷地说：“贫下中农没有考虑你，你没有资格……”真是冰水浇头、遭遇闷棍般的打击！我觉得，自己几年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落个如此评价，是对我的最大侮辱，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天的下午！
　　到一九七三年推荐时，我连名也没有报，我不相信它。我的同班同学吴玉森等人都兴高采烈地报了名，还抓紧工余点灯熬油地复习功课。虽然他们文化考试都得了最高分，但是都没有获得推荐提名。吴玉森是我们班的高材生，门门功课优秀，连续受到推荐大学生闹剧的打击之后，他很灰心，在恢复高考以后的头一年，他都没有报名，仍然是不相信。
　　——这个机会毕竟来了，来到一个脸上有了皱纹、嘴唇长满胡须的孩子爹的身边。不足的是，我从小喜爱航空航海，喜爱建筑，到兵团以后又喜爱上农机和栽培园艺，而录取我的却是中文专业。那年，黑龙江省革委会不准老三届的参加刚恢复的高考，当我们向中央写信反映以后，得到批准，我报名的时候，早已过了初试时间，离高考只有十天了——没有时间把丢了十二年的功课再复习一遍了，只能做做高中的数学题，报考文科。
　　对这个违心的学科，是去还是不去？
　　父母、岳父母、妻子和兄弟妹妹，都支持我去上学。农场的同志们都支持我上学。弟弟在信里说，下乡十多年，如果能拿到一个大专毕业证书，也不枉然。
　　这是个机会，不再是打击。我的心活动了。
　　我们这些差一步就上了大学的人，是极其不幸的。可是在衰老之前又有了上学的机会，可算是大幸。就凭这个意义，粉碎“四人帮”就是及时的，给我们的前途抹上了一片明亮的色彩。从更大的意义上说，我们的党和国家重又重视教育，重视培养人才，是挽救国家的颓势、向现代化进军的必须。这样一想，学学师范还是有意义的。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我离开晋县回京。去车站的时候，天还不亮。我仔细地望望还在熟睡的女儿，那样纯真可爱，再见吧，等我们再团聚的时候，你会跑着欢呼着迎接我的！走出院子很远了，回过头看，妻子瘦小的身影还立在院子门口，殷殷地张望着。回去吧，分别将是短暂的。你承受的担子将会更重，你要保重啊！
　　要是看身边周围，还都是昏暗不清的。可是，要朝着辽远的天上看呵——拂晓的天空上，既有明亮闪烁的星星，又有新鲜的鱼肚白，而且太阳很快就会升起来。
这是多么好的早晨……

　　　　　　　　　　　　　　　　　　　　　　　1979年6月5日

[李连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