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八连　李连友

　　虽说“春雨贵如油”，可是如果连绵不停，也让人心焦。一九七八年四月上旬，连绵的春雨延误了小麦播种。我到兵团十一年，赶上十个麦播，没有一年是如此轻闲，轻闲得连问都可以不问一声了。四月二十四日，我离开连队去牡丹江师专报到。与连队的同志们话别的时候，干部们开玩笑说，要是正常季节，可没有这么多人送你，“福祸”不由人呀……一下子，说得我迷茫起来。
　　当车子奔驰起来的时候，我深情地望着八连辽阔的黑土地。平坦的土地，因为雨水过多而显得更加黝黑。在这片看不到边的耕地里，洒遍了我的汗水，其中六千多亩是我参与开垦的。真是难舍的土地，难忘的岁月。车子的前面，依然是没有被开垦的土地，依然需要汗水，需要耕作。
　　连队的屋舍、树木、土地渐渐看不见了。我忽然觉得，我可能不再是一个垦荒人，我自己可能就是一片荒芜多年野草丛生的“撂荒地”。即将开始的学校生活，将像犁耙一样地开垦他、种植他，终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来。这，不是自己多年的愿望吗？我的心境逐渐开朗，就像路边刚刚见绿的树木草原，尽吐生机勃勃的嫩芽，连那一群群疾飞欢叫的麻雀，也是那么可爱。
　　经过一个漫漫的长夜，我提着网兜，站在牡丹江车站的广场上。在一块“牡丹江师范学校新生接待站”牌子的周围，有几个提着行李的人，他们和自己一样，唇上有着胡须，脸上布满沧桑，举止沉着，眼神审慎。我走过去，掺杂其中。
　　一个矮矮胖胖黑黑的人，像是学校的人，他言不由衷的笑着解释：“学校的汽车没有通行证，现在正在市里开着呢，请大家再等等，再等等……”大家彼此还不熟，互相间没有更多的话，可是看得出，心里都有一股不快。
　　中午时候，我们才到学校。这时才知道，我们住在什么地方，现在还没有定下来。当我们在一栋破楼与球场之间瞎遛达的时候，几个玩儿球的学生大声地起哄：“快来看，三十多岁的花儿来了！喝！多大岁数了还当学生！”我们当中的几个女同志低下了头，大家的心里都很不是滋味儿。我心里话说：“你们是学生，我们是学爹！”
　　我们的宿舍原来是教室，大约六十平方米，现在搭成了对面的双层铺。床头按顺序贴着1-41号码的小纸头，床上有几个稀稀拉拉的草垫子，比农场里的大车店还要拥挤、还要简陋。人们陆续进来，行李箱子堆满了铺下面的空地，呛人的尘土在空间飞扬。这时人们才发现，由于搭的是双层铺，所有的窗户都打不开，只好让大家呛着了。
　　有人问，到哪儿吃饭呢？那个胖子说，已经安排好了，我去看看。他走了很久才回来，却又改口说，因为食堂没有接到具体的通知，没有准备午饭，只好晚上再说了。就这样，我们一直饿到晚上，才吃上一碗大茬子粥和一小勺黄酱（我从来没有吃过大茬子，当时还觉得挺好吃。可是，以后每天的主食都是大茬子，晚饭的菜只有黄酱，这才觉得受不了了）。
　　当天晚上，大家比较熟悉一些了，相互介绍着自己的情况。原来，大家的岁数基本都是三十一二岁，金永林岁数最大，将近三十四岁；除了三两个人以外，都结了婚，都有了孩子，有的甚至有三个小孩，宁安王继先的大孩子都九岁了；大部分人都是当老师的，其中还有当校长当教导主任的，只有我和另外两人没有当过老师；我们的同学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杭州、佳木斯、宁波、鹤岗、牡丹江、双鸭山等等，还有宁安、海林、林口等县城来的，学生籍贯简直可以与面向全国招生的著名学府相比。大家笑谈，从孔夫子办学至今，哪有这么复杂的学生呢……
　　我来自偏僻的农场，又埋头生产，极少了解教育方面的事情。因此，听同学们议论起来，极感兴趣，也引起气愤。在黑龙江的七七届高考录取中，以年龄、以婚否为主作标准来划分分数段，决定其该去的学校。我们的同学当中，许多人四科考到三百二三十分，却因年龄大、已经结婚、有了小孩而分配到这里。相反，一些岁数小、没有结婚的，虽然分数很低，却到清华、北大上学去了。他们说出不少这样人的名字。虽然气不平，有甚么办法呢？既来之，则安之。我是学业荒疏的，而且根本不懂文，也没有教过书，所以我想，不管如何，在学校里学习学习总会有好处。
　　班主任李沐林老师给我分析，到兵团（农场）十年，工资只调过一次，为三十八元六角（有意思的是，我这是机务级，比同学们的教师级别要高一元六角），而下次调级还不知猴年马月。如果上两年大专毕业，工资即可长到四十三元，比在农场快多了，而且还是国家正式的教育干部，比农场干部正规，还有脱离农场土皇帝土政策治理的可能。上这样的学，还是划算的。
　　来自本地农村的同学，都是多年的民办教师，农村户口，挣工分吃饭，没有劳保，当然上学以后，更会有一个可靠的出身了。林口县来的王继先同学，农村教师，家庭人口负担重，生活困难，负债很多。他第一天走进教室，坐到课桌后面，叉开两脚，伸平两臂，仰面说道：“该咱们捞一把啦！”
　　当我们都这样想的时候，虽然看着不称心的学校，也可以平和地舒一口气了。
　　牡丹江师范学校座落在北山脚下，邻近郊区。院子很大，前面临街是教学楼，院子后墙是生活楼。校园里，到处是乱七八糟堆放的建筑材料。学校围墙是新砌的，可是有几处新扒开的豁口，原来是周围的居民为了走近路，不绕这个大院子而扒开的，而且是砌上几次就扒几次，甚至施工人还没有撤开脚手架，墙豁子就扒开了。
　　近处的农户，把猪羊、鸡鸭鹅赶到学校的操场上放牧，优哉游哉，非常自然。操场边，有一排牡丹江七中的家属宿舍，每家的门前屋后，都用木板或者树棍架起障子，种起蔬菜或者向日葵什么的，成了校园里的小自留地。每天早上，还有卖豆腐卖菜的推车进来，随着一声声的吆喝，许许多多趿着鞋、拎着筐的男女跑来，秤高秤低，讨价还价，好不热闹。有时会有一两声枪声响起，吓人一跳，原来不知是什么地方来的人，在树底下打鸟呢。他带来的小助手用弹弓打，经常打不着目标，却把教室的玻璃打碎。晚上，四面八方的孩子跑进院子玩捉迷藏，玩军事游戏，你追我赶，杀声起伏，有时追进教学楼或者宿舍，咚咚的跑步声，几乎震塌楼板……
　　学校所有的楼房都没有上下水，没有厕所。宿舍的同学，洗漱完毕，就把脏水顺窗户泼出去，久而久之，夏天可以看到每个窗户下有大幅的水墨画，冬天则可见到长长的冰椎。新来的任校长没有宿舍，住在三楼的党委办公室，不巧得了痢疾，要经常跑到操场边上的露天厕所方便，因奔走不及，好几次拉到裤子里。
　　有茶水炉，却少有开水。烧水的小丫头据说是什么头头的小姨子，喜欢到处溜达，常常找不到她，水房就打不开。有一天我看到水真的开了，就连着去打了两趟水，结果被她注意，受到呵斥：“不许再打了！知不知道这水是给老师烧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我们居然没有喝到过开水！
　　开始上课了，哪一科的教科书都没有到。老师们都是自己凭着过去所学编写讲义，有的发几页油印材料，大都是不发的，只能记笔记。我们分别去找各科的老师，询问所需书目，赶紧给北京写信，请家里去四处淘换，再火速寄到牡丹江来。在我的印象里，好像从来没有按着课本上过课。等到课本来了的时候，课已讲完，许多人就不买了，只有可以报销书本费的农场学生，才买了这些编写印刷粗劣的课本。
　　图书馆是学校不可缺少的设施。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连同阅览室只有一间教室大，只有一些报纸和刊物，书籍很少。听老师们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图书馆有数十五万册之多，迁到农村再回来时，连一万册也没有了，这里面还有很多是新书。学校在乡下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花两毛钱买了十叠卷烟纸，就从老乡那里就换回来一套辞海。图书管理只有一名管理员，还要管购书、订阅等事情。最讨厌的是，图书馆紧挨着音乐教室，成天管弦不断，声震耳鼓，使人看不进书去。
　　食堂主要是供应碴子粥和菜汤，没有油花儿。菜汤六分一碗，如果有油星儿或者一片儿肉的话，那就是一毛一碗。当时我们在牡丹江的定量是每月四两肉，肉票集中在伙食管理员手里。可是我们根本吃不到这么多肉，我和许多同学都看见过，那个胖管理员到菜市场买肉拉进自己的家里。食堂里很脏，走过去就会趟起尘土来，桌上地下，洗碗池里，到处是大碴子、高粱米、菜帮菜叶，污秽不堪。有一天，我班同学范洪州在宿舍楼前厅的黑板上写了一则“通知”：“请年书记到食堂来，有事。”校党委年书记就去了食堂，问大师傅们有什么事，回答说没有。年书记很奇怪，站在那里纳闷儿，忽然看到食堂里的脏乱情况，不堪入目，立刻觉察到可能是同学们对此有意见，才写的“通知”。他对食堂的人们批评了一通，食堂的卫生也就好了几天。但是，这种办法只能用一次，再用也就不好使了。
　　刚入学时，我们的寝室缺块玻璃，早春的寒风尘土不时吹进来，使人睡得很不安然。我们多次催促总务处解决，却一直到六月底才给安上。
　　由于市政方面的原因，我们入学不几天就停水了，我们的生活陷入混乱。不但不能洗衣服，连洗脸洗脚都成了问题。食堂只卖面包，没有一口热汤热水，而炊事员们吆喝着卖啤酒。学校院墙外是二零九医院，家属们都拎着桶到哪里打水。可是食堂里的十六七个炊事员无法做饭闲了下来，也不去那里挑水。同学吴致真就此写出一张大字报，予以抨击。我们的同学当中，有不少人在上学前是搞管理的。如果我们在工作中出现如此的问题，就会给生产造成损失，就会给群众带来损失，就是失职之罪。可是这里却这样的麻木不仁！
　　在这样的学校学习生活，乏味枯燥，缺油少腥。比起农场来，真有天地之别。我们觉得心里灰蒙蒙的，像遇到“掐脖儿旱”的庄稼苗儿一样，开始打蔫儿了。

　　　　　　　　　　　　　　　　　　　　　　　　　　　　写于1979年6月7日

[李连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