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八连　李连友

　　说起我在北大荒十三年的生活，就不能不说起北大荒的酒，那简直是刻骨铭心的酒。
　　刚到北大荒的那年初秋，大豆、苞米等大秋作物还没有成熟，麦收的活儿也基本干利索了，我们班到月牙儿泡去“捞麻”，为富余下来的劳力扒麻皮子、搓麻绳作准备。这些麻杆儿，是去年割下来扔进水泡子沤着的。虽然刚刚进秋，可是水泡子已经冰凉彻骨，要想跳进去干活，真要有点儿勇气。班长和几个老职工，脱衣服之前纷纷拿出小酒瓶子，啁上几大口，然后递给我们知青：“喝点儿酒，暖暖身子，下水就不冷啦！”那会儿，我们谁也没有接酒瓶子，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不冷不冷”、“不怕不怕”，有的人还显摆起自己冬泳的经历。其实，当时是洁身自好，以为喝了酒就是变坏的开始。许多人离开北京之前，家长都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要求千万别沾烟酒。可是，在凉风习习中，在荒草甸子的清新与沤麻泡子酸臭的那种混合氛围里，从酒瓶子里飘散出来的香味儿，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当然，那一天哪个知青也没有喝酒，活儿照样干得很出色。
　　后来，有的知青在和老职工一块儿干活的时候，赶上天气严寒，也会和老职工一块喝上几口酒，暖和暖和的。可就是喝酒的那个模样，像是偷偷摸摸的样子。
　　转过年来的五月四号，是我二十二岁生日。头天晚上，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在我到北大荒过的第一个生日里，一定要好好地喝一次酒——那样不但像一个老职工，更是像男子汉了。我把这个想法和我的同班同学杨铭、徐其勋、张秉衡、吴玉森一说，他们都是先一愣，后表示赞成，可又说要谨慎，别声张，怕给别的青年带来不好的影响，因为我们几个人是全连知青中的大哥。于是，我买了一瓶竹叶青，又买了一瓶鱼罐头和一瓶水果罐头。下午，我们几人聚在一处，喝起酒来。我们五人，从高一就在一起，其中的张秉衡、徐其勋和杨铭还是我初中的同学，但是这样的聚会还是第一次。酒不多，我们的话却不少，可以说到北大荒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尝遍酸甜苦辣……我发现，端起酒杯喝上酒，什么正经不正经的都可以聊出来，什么高兴不高兴的都可以说起来，越聊越想聊，兴奋而且感慨……
　　事后，有个比我们早来一年多的哈尔滨知青对我说，你们北京青年的胆子可真大，就敢这么“造”？真的，就在这次喝酒以后的几天里，全连的干部们，知青们，老职工们，甚至家属们，看我们几个人的眼色，都透着格外关注。我担心，要是指导员、连长或者哪个老贫农找我谈话，我该怎么应付呢……谁知，根本就没有人找我谈，也没找其他几个人。我想，就喝这么点儿酒，算得了什么呢……
　　别说，从这天起，知青们的酒，真喝起来了。甚至有的女青年，在干活累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会抿上几口酒呢。
　　这年的严冬，气温到了零下三十五度，有一两天甚至达到零下四十度。这么低的温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吐口唾沫，就能结成冰片儿，掉到地上时能摔得粉碎！不知怎的，我得了痢疾，每天要跑十五六趟厕所。厕所里不遮风不挡寒，把屁股都冻烂了。一连二十来天，吃药打针都不起作用，拉得不成个人样子了。同宿舍的李修国说，他听说一个偏方，用多少酒就兑多少白糖，一比一，加火烧开喝下，兴许能治好你这痢疾。说完，他弄来一大缸子北大荒酒，倒进一斤白糖，在火炉上炖了起来。不一会儿，酒开了，满屋子都是呛鼻子的酒味儿和香甜的糖味儿，缸子里的酒，也成了粘糊糊的糖稀。老李把它端到我的枕头旁，让我趁热喝。我将信将疑地端起大茶缸，稀溜儿稀溜儿地喝起来……真奇怪，冰凉透了的肚子，一点儿一点儿地热乎了，热遍了每一寸的肠子肚子，热遍了手指脚趾的每一根毛细血管儿，头上、脖子上、脊梁沟儿，渐渐冒出汗来，枯干的肠子充实了，干瘪的肚子有底了，虚弱的肌肉有劲了，就连看着破烂杂乱的宿舍，也显得光亮清鲜了——浑身里外上下的舒服劲儿，无法形容！老李一直守在枕头前，看着我喝，看着我出汗，他高兴得叫着：“好了好了！这回准好！准好……嘿！我说，你这酒量可真不小哇……”一下子喝了这么多的酒，连我都纳闷儿，而且还是空肚喝的，还是滚烫的酒！别管酒量如何，当天晚上睡得那叫香，一次厕所也没去！第二天上午，像好人一样吃了一大碗热汤面，接着又饶上一大缸子白酒炖白糖，而且是自己走到食堂去吃的。连里的医生看见了，直摇晃脑袋。
　　不幸的是，从此喝酒上瘾了，几乎顿顿饭都要喝上二三两。庆幸的是，在连队的日子里，没怎么喝醉过，也没有因酒误事过。
　　有两次喝酒，我很难忘记——
　　其一：
　　我结婚后的第一个冬天，连队的生活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平均每人每月一斤多豆油，每户每天将近一斤肉（有猪肉、野猪肉、牛羊肉、狍子肉，不算个人养的鸡鸭）……除去猪肉以外，我还弄了两只羊，冻在小草棚子里。我给北京写信，请家里寄一些涮羊肉调料来（当时北大荒没有那玩意儿），好好涮几回羊肉，解解多年的馋，也让和自己关系不错的老乡尝尝新鲜。调料寄来以后，我用了半夜的功夫，把一只羊身上好的地方，切成了肉片儿，大约有二十多斤。
　　我请来蒋大爷老两口，支起小饭桌儿，点上煤油炉，坐上小铝锅，烫上北大荒酒，用大盘子装上红白相间的羊肉片……蒋大爷、大娘瞧着这阵势十分新鲜，乐得合不拢嘴，说是从来没有这么吃过羊肉。
　　水开了，我扔进几片儿羊肉，然后分别夹到大爷大娘的小碗里：“您快请尝，地道的北京涮羊肉！”大娘迟疑地问：“这就熟了？就能吃了？”大爷举着筷子，也没有轻易的夹起碗儿里的肉。我笑起来：“没问题，香着呢！”老两口这才把肉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渐渐地，脸上都布满了笑容：“敢情就这么涮两下，嚼着就这么嫩！”我给他们的杯子里倒满热酒：“您再喝口热酒咂么咂么滋味儿？”果然，热酒入口，叫好不绝。接着，他们便你一片儿我一片儿地涮起来，越涮越高兴。我和爱人不停地为他们满酒，为他们夹肉、夹冻豆腐、夹大白菜叶儿，说着感谢他们的话，我们是真心感激他们这么多年照顾与关爱。他们直摆手，说是看着这么多年幼的孩子到北大荒受苦，无亲无故，实在可怜，能帮把手就帮把手，不算甚么！看到他们如此高兴，我们觉着感动，觉着痛快。一杯杯的热酒，温暖着我们的心。大爷大娘似乎也忘记自己年纪，兴高采烈地说笑着，他们俩还互相敬酒呢……
　　一盘又一盘的添肉片儿，一遍又一遍地续水，一壶又一壶地烫酒，一次又一次地往炉子里倒煤油，一把又一把的往炕洞里加柴……说也说不够，乐也乐不够，酒是越喝越带劲，越喝越痛快，越喝越热乎，我们的小屋里热气蒸腾，欢乐无限，真是不亦悦乎！
　　夜很深了，拍打着门窗的风雪，敌不过热烘烘的炕头，敌不过热乎乎的好酒，敌不过暖人三冬的亲情话语。
　　天将放亮，我们在热炕头上东倒西歪。一桶酒喝没了，一只羊吃净了，一桶煤油烧光了……
　　我说“从来没有喝得这么痛快”！大爷大娘说“活了一辈子，也没有这么痛快过”……

　　其二：
　　四十四团（原兴凯湖农场，属于北京市的劳改农场）“疏散”到我们连两位老干部，一个老赵，一个老黄。他们原来是北京劳改系统看押犯人的，押送一批犯人到兴凯湖时，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降临到劳改系统，他们也被留在了兴凯湖“就地闹革命”。改成兵团以后，该团总是亏损巨大，归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养的高薪老干部太多，应当疏散到其他团去均摊一下沉重的负担。于是，老赵和老黄来到我们连（疏散后，该团仍然亏损巨大）。他们是解放战争初期参加解放军的老干部，却落得普通农工的地步，每天和年轻人一样被分配干这干那，还因腿脚不利索没有功效，而不断遭干部们的白眼。
　　老赵为人极老实，笨嘴拙腮，还有点儿倔，因此更显得受气。他的床铺紧挨着我，他觉得我有些正义感，办事也可靠，平日里与我就说得多一些，有个头疼脑热，相互也照应得多一些。赞皇县老家的战友得知他的窘况以后，为他办理了调动手续。临走那天晚上，我们一些岁数大点儿的知青弄了些酒菜，为他送行。席间，他很激动，眼圈总是红着，紧紧攥着一条手绢儿，越发说不出什么来了，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跟你们处得真不赖，你们看得起我，真是舍不得……谢谢，谢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不能喝酒，你们要多喝多喝……”虽然大家东扯葫芦西扯瓢，却都深知同在异乡为异客，心里滋味儿也不好受，情绪时而激昂，时而低沉，不说话的时候怕是在哽咽着……好在灯光昏暗，谁也看不清谁的复杂的面部表情。我挨着老赵坐着，他的一只手始终握着我的一只手，热热的，抖抖的……另一只手不断往我的杯子里续酒，不断地端到我的嘴边……那一晚，我喉头梗塞，很少说话，只是不停地喝酒……虽然泪眼模糊，可我也清楚地知道，在座的战友们很少有人敢看我们两人的……夜深酒罢，我和老赵都是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每隔一会儿，就互相说着“睡吧睡吧”，然后照样睡不着……
　　几天以后，我收到了老赵从赞皇写来的信，一笔一画的字迹很端正：“……那是我一生中参加的唯一一次酒席，我永远记住，我的左边是连友，再左边是小刘，再左边是吴玉森，再左边是马骧，再左边……我的右边是老黄，再右边是杨铭，再右边是其勋，再右边是秉衡……”他很郑重的写着：“请你替我向老黄问好！向杨铭问好！向其勋问好！向秉衡问好！向玉森问好！向……”这封质朴深情的来信，使每一个看到的人敛容心酸……
　　我回到北京以后，立即给他写信告诉我的新地址。很快，他就回信了，他说他感到非常高兴，相信我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封信里，他又一笔一画地回忆起那天晚上的送行场面：“……那是我一生中参加的唯一一次酒席，我永远记住，我的左边是连友，再左边是小刘，再左边是吴玉森，再左边是马骧，再左边……我的右边是老黄，再右边是杨铭，再右边是其勋，再右边是秉衡……”

　　北大荒酒，喝到嘴里，不像其它酒满嘴里火烧火燎的，它像一块儿软乎乎的糖，含在舌头上，温温暖暖，慢慢地化着，慢慢地甜着你，慢慢地让你心里肚里、直到浑身上下热热烘烘的……
　　喝过几年北大荒酒，“酒越喝越厚”的话，已经融进我的血管子里了！

[李连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