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八连　李连友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到达连队的第一个觉，是被打更的贫农老汉用锣声惊醒的。
　　灿烂的阳光照进我们的宿舍。其实这是一栋很高很大的仓库，西边有两个高高的粮囤，粮囤下是一捆又一捆的麻袋和一团团的草绳，还有许多竹扫帚，横七竖八地放着。门前是一个非常大的水泥场地，有几只鸡、几只鸟鹊低着头，寻找着吃食。
　　打更老汉指着两桶水，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让我们洗脸。不管有没有人听，他自我介绍起来，说自己是真正的贫农，苦大仇深，坚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忽然他话头一转，挺神秘的说，昨天夜里，就在你们房后面的苞米地里，来了一群野猪，可祸害得不轻……
　　听说野猪，我们这些从北京城里来的知青，谁不好奇呀。于是一边擦脸，一边围上他，问他野猪什么样，野猪怎么祸害庄稼，野猪凶不凶等等。他满是胡茬子的脸，笑开了花：“那些个熊行子们，可操蛋啦……”
　　下午，指导员带着我们这些知青，坐上拖拉机，到地里去参观。
　　一片片的麦浪，一片片的豆海，像是看不到尽头。碧绿碧绿的庄稼地里，鲜红的拖拉机来回耕作——让人不由得想起毛主席的话：“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在一块麦子地里，没有接连不断地麦浪，却是一片连着一片倒伏的惨状。指导员叫拖拉机停住，指着麦地说，这是大麦，正在灌浆，这时候的麦穗非常甜，所以野猪就特别爱吃，野猪把麦子趟倒了，然后就嚼麦穗……可不是，仔细一看，那些倒伏的麦子都没有穗儿了。
　　原来，野猪不仅爱吃苞米的甜杆儿，还爱吃大麦。
　　指导员又说，春天播种以后，种子发芽时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也能招来野猪的祸害，它们一垄一垄地拱着，从地的这头一下子就拱到那头，所以有的地块要缺少一半的苗呢……到了秋天，它们又一垄一垄地吃苞米棒子……
　　因此，连队里专门有人打猎保护庄稼，这个人叫张维安。他背着一杆苏制“七•六二”口径的步枪（野猪皮厚，只有这种枪才能击穿），带着一条黄狗，成天在地里、林子里转悠。有一年冬天，他打的野猪有一百多头，两横两竖的垛起来，有房子那么高的两大垛！那年，全连人均吃肉每人每天超过一斤！
　　他跟我说，他打枪不是很高明，主要是他的那条黄狗厉害。遇到猎物，那条黄狗就扑上去纠缠，他就能接近猎物，能在十米之内开枪，当然百发百中。每次打死猎物以后，先用匕首拉开它的肚子，把内脏掏出来喂狗，防止时间长了腐烂。然后，回连队找我派车，把猎物运回来。
　　谁知时间长了，经常打胜仗，狗也会骄傲的。终于，在一九七四年的夏末出了事。
　　那天，老张带着大黄狗到地里巡视。在二号地南边儿的一个树林里遭遇一头大野猪。黄狗扑上去，与野猪盘旋在一处，老张悄悄地靠到很近的地方开枪，一枪打中要害，野猪随即倒下。往常，黄狗要听到老张的命令之后，才走过去吃掏出来的内脏呢。可是这一次，黄狗按耐不住，大意起来，径自去舔食野猪伤口处的血肉。不料，野猪还没有完全咽气，它张开二尺多长的大嘴，“咔嚓”一声，把黄狗拦腰咬断！老张急红了眼，把身上带的几十发子弹，一股脑地打向野猪……当人们闻讯赶到的时候，老张抱着半截黄狗，几乎哭晕过去。野猪被打得像一堆烂肉，看不出模样了。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野猪嘴里的一截狗身子撬出来，与另外两截拼在一起，郑重其事地埋葬了……
　　有一年大麦灌浆的时节，机务副连长带着我，去查看野猪的行踪。大麦地在一条水渠的南边儿，水渠北边四百多米宽的草地过去，是一片树林。麦地里不少地方倒伏了，草地里有两三趟被趟倒的痕迹，连接着麦地与树林，这大概就是野猪出没的路径。我们把枪放下，斜躺在渠埂的斜坡上。副连长卷了一支“蛤蟆头”，一边儿抽着一边儿聊天儿。
　　草地里传来“扑通扑通”的声响，我们刚想翻起身子，就见一头野猪已经站在水渠的北坡沿上了，距我们五六米远。一团烂草和猪粪尿的混合气味儿，随风刮了过来，差点儿让人窒息。它昂着头，瞪着眼，呲着粗壮的獠牙，身高差不多一米五，身长有两米五，细腰宽胸，四腿强劲，棱角分明，通体棕黑，非常健壮威风！
　　当过兵的副连长已经握住枪了，但是他紧紧按住我，不叫动。我们是在下风头，再加上草很深，不易被它发现。那是一头孤猪，性情很凶猛，当地人都说，遇上它就很危险，轻易不要去招惹。
　　那头野猪，把尾巴摇了几摇，轻轻一纵，就跳过了五米来宽的水渠。等到我们抬起身子端起枪的时候，它三窜两跳，二十米、三十米、五十米的，已经窜到了大麦地的中间……简直就是一刹那的工夫，它就变得像游动在麦浪中的一条鱼了……
　　副连长眼睛睁得溜圆，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好悬！好悬！这家伙太厉害……”
　　我兴奋极了，朝着那家伙连开好几枪，也不管是不是能打着：“吓唬吓唬它，轰轰它……”

　　　　　　　　　　　　　　　　　　　　　　　　写于2002年3月2日

[李连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