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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录(四)
2016-03-24
作者:五连 尤顺发
九、输血
1970年6月的一天中午,我吃完午饭,正在宿舍午睡。朦胧中突然听见有人在宿舍外面喊:“秦洪会家属从炕上摔下来,大出血,需要输血,请大家帮忙,能去的都到连部门口集合”喊声急促。我一听急忙从床上爬起来,救人如救火,人命关天。我毫不犹豫地向连部跑去,连部门前停着的“千里马”拖拉机车斗上已经站了几个知青,卫生员刘新文正在向他们讲着送秦洪会家属去医院的事情。不一会儿,又有一些知青来了。卫生员见有十来个人了,就让车向团部医院开去。到医院后,卫生员急急忙忙领我们直奔输血室。经采样验血,只有我们五人是A型血,我只记得有我,陈培器,吴佩芬,郭英贤,还有一位记不得了。护士说每人抽200毫升血。当时,我们都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坐在靠墙的一排椅子上。护士给我们挨个扎上针管,胳膊里的血通过针管开始流向血袋。我从小就怕打针,还有点晕针。在学校里,每次打预防针,我都能躲就躲,实在躲不成,也只好挨一针了。现在见护士拿着针管,用卫生棉球擦我的皮肤时,胳膊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护士边擦边说:“别紧张,胳膊放松一下,不疼的”。我转过脸,不敢看护士扎针,只觉得针头扎进皮肤时有点痛,扎上后就不痛了。这是我第一次输血,我看着针管里的血随着透明的管子壁慢慢地流到血袋里。我又看了一眼旁边的郭英贤,发现她抽出的血是鲜红的,而我的血是深红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血脂稠。抽有一会时间,我突然发现我的针管里不流血了,我马上喊护士,她过来一看,对我说:“你的血稠,抽有180毫升了,就这些吧”。然后她替我拔掉针管,我按着针口的棉花球,走出了房间。后来听郭英贤说,护士光顾着聊天,她都抽了400毫升了护士才发现。由于她抽的血太多,后来,她的身体一直就比较虚弱。那年代献血,我们感觉是一件很光荣很革命的事情。连队指导员还在大会上表扬了我们。回连队后,连长让我们休息三天,并告诉食堂给我们做了三天的病号饭。所谓的病号饭就是一碗面条,里面卧了一个鸡蛋。还让我们喝了三天的红糖水。那时候我们年轻,身体也结实,我只休息了一天就上班了。由于我们知青及时献血,挽救了秦洪会妻子的生命和她怀着的孩子。只是有点遗憾的是,秦洪会和他的妻子以后见到我们时,竟然连一句谢意的话都没有。使我对他们俩有了一种另类的看法。
十、割大豆
秋天,东边天微亮,西边天上还悬着几颗残星,整个大地都在沉睡中。田间土路上,百十多人磕磕绊绊地走着。我和陈立军等几个知青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有人伸着懒腰,有人打着哈气。到了地里,就着昏暗的亮光,查看地头垄台上插着的柳树条,柳树条上端被镰刀斜割的切面上,按班组写有各人的名字。按姓名辩认自己的垄数。我找到自己的垄区后,把穿在身上的棉袄脱下,割几把豆秸。把棉衣放在豆秸上。猫下腰“刷,刷”地割起来。大家一个跟着一个,静谧的大地里,顿时响起一片“沙,沙”声。初时大家在一条线上,没有一袋烟功夫,前后的距离逐渐拉开了。一班长二罗打头在最前面,他的身后梯次排成一条斜线。像天上的大雁徐徐地向前推进。周围是金黄色的大豆,头顶是蔚蓝色的天空,远处是浓淡相间,层次分明的墨绿色的树林,多美的一幅山水画。早晨的豆秸,杂草上挂满了露水,不大一会儿就打湿了我的农田鞋和裤腿,秋风一吹,贴在腿上凉嗖嗖的。我头上的汗水不断地往下流,擦的慢了,不是流进眼睛就是流进嘴里,又苦又涩真不是好味。趁着天气凉快,我一口气割了两个来回。脚有些酸,屁股到大腿窝的那根大筋酸疼,腰也酸了。直起腰来休息一会,就不想再弯下腰去了。可是一看见被拉下太远了,又赶紧弯下腰去割。时间一长,我被他们拉得越来越远了。我心里越急,手中的镰刀越不听使唤,刀也不快了,人家是在割,我却是在砍,是在拔。有好几次镰刀竟砍在鞋上。尽管拼了命,还是远远地落在后面。太阳出来了,风吹干了衣服,也吹硬了豆杆上的毛刺,豆角也硬了。用手一抓,满掌都是刺,扎到肉里看不见,碰哪里哪里痛,正是有劲使不上。看着前面的人割到地头了,他们或站或坐,有的抽烟有的说笑。我回头跟立军说一声:“争口气,别让人家看笑话”。可是,这口气不是那么好争的,我们拼死拼活地刚刚割到地头,还没有喘口气,打头的二罗又进地了。这趟落的更远了,我边割边唸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可是,直到精疲力尽,也没有争取到胜利。满脸的汗水用脏手一抹成了花花脸。早晨出工时,满肚子的诗情画意,此时不知跑到哪个爪洼国去了。这时候,浑身是汗,嗓子都冒烟了。送水的还没有来,上哪里找水喝?我走到地头水沟边,水沟里一群群蝌蚪和一团团水虫在游动。怎么喝,我正犹豫着,只见外号叫“高而瘦”的顾存良跪倒在水沟边,把嘴伸到水面,像马一样咕咚咕咚喝了个够。起来用袖子抹抹嘴巴走了。我用手在水面划一下,双手捧起一捧水,慢慢的喝着。等我喝完水回去,至少拉下50米。我摇摇头,除了拼命别无出路。我埋下头,咬紧牙关向前割……二罗看我们落的太远了,回过头来接我们。我怀着感激的眼神看了一眼老班长。平时他话很少,干起农活来样样是个好把式。有他领着我们,我相信很快我就能跟上。中午休息时,二罗走到我跟前,他帮我把镰刀磨快了,还教我割大豆的巧门。他说:“新镰刀的把太直,割豆子时的角度不对,我有一根黄波萝镰刀把,晚上回去给你换上。割豆子时两手动作要协调,拿镰刀的手在割豆杆时,另一个手要往前推抓,抓住割断豆杆的手要继续往前推,拿镰刀的手赶紧往前继续插入豆垄割。每一刀的距离在20—30公分,不要贪多,多了手抓不住,容易掉枝”。下午我按照他说的要领做,慢慢地两手的动作开始协调了,掉枝少了,割茬也低了,速度也快了许多。一个星期后,我割大豆的速度已经是连队中上等的,在知青中也算是快手了。
十一、完达山伐木
没有想到,我们到北大荒后的第一个冬天,却是在完达山原始森林里过的。1968年,北京、上海、哈尔滨三地知青共来到农场有1500多人。农场为了解决知青的住房困难和改善职工的住房条件,组织了好几个连队的职工到完达山林区采伐木材。我连也去了十几个男同志,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解放牌汽车支上棉帆布蓬,我们坐在行李上,汽车一路摇晃着向完达山林区驶去。进山有公路,但从林区到住宿区,采伐区就没有公路了。只有农场水利队,打石队和基建队临时修筑的土路。卡车颠簸了4个多小时,终于到了住宿地。我们的双脚早就冻僵了,从车里爬出来,使劲地跺脚。前期到达的同志们已经为我们搭好了棉帐篷。新修的南北大路把住区分为东,西两个区域。两边各三个大棉帐篷,路南口上有一个小帐篷,是作为食堂和仓库。我们连和基建队的部分同志住一个帐篷。帐篷两边搭了一溜木板床。木板是新木材现锯的,还散发着潮湿的木香味。帐篷两头各躺着一个大油桶,一头开个方口作为炉门,另一头顶上连着铁皮烟筒,一米一节,一直连到帐篷门上方,穿出帐篷,弯向上方。帐篷内全靠这两个炉子取暖。晚上,有基建队的老桑负责烧炉子。每个帐篷能住三、四十人。当天下午,由伐木指挥部的总指挥范德仁副场长召开伐木动员会,并且作了工作分工安排。第二天就正式开工了。
伐木有五道工序:1采伐、2造材、3归楞、4清林、5量方、装车。我先在归楞班干,归完楞后 又在清林班干一段时间,然后再到装车班干。伐木和造材我虽然没有干过,但我见过他们伐木和造材。伐木是第一道工序。伐木工每人发一把锯子和一把大斧子,还有一个屁股垫。采伐前,先看树的长势和倒向,然后先锯树倒的一面,锯进三分之二后,再到树的背面,比原锯茬高2-3公分的地方往里锯。等树发出咔咔声响时,要注意了,一手扶着树,站在树的侧面,一边大声喊:“顺山倒”。然后用力推树,向树倒的一面推去。待树慢慢地往下倒时,你就远离树根,向树的侧后方躲去。防止被树茬半挂打着。造材是第二道工序。造材比较简单些。先用大斧子把大树枝砍掉,然后再用小斧子把主干上的小枝叉打光打平。根据树径大小锯成长短不等的木材。一般是树径在40公分以上的锯成4米材,40公分以下的制成5—8米材。
第三道工序是归楞。就是把造好的木材归到楞场。通俗的讲,就是把一大片已经锯好的木材集中到一起堆放好。我是归楞班的,每天就是抬木头。它是山上最累的活儿。一般人都不愿干的活。抬木头不光要靠力气,它也是个技术活。还需要互相配合,齐心协力,步调一致,相互照顾,才能完成任务。我们这副硬杠也是由八个人组成。四个大肩(也叫右肩),四个小肩(也叫左肩)。第一杠是陈立和毛馿。毛馿是基建队的,姓名不知,都叫他外号毛馿。第二杠是庞永信和毛豆。毛豆是基建队的上海知青,长的膀大腰圆。第三杠是小刘和李排长。小刘也是基建队的上海知青,1米76的个头。李排长是制材厂的,66年来的转业兵。第四杠是北京知青陈雁影和我。我俩都是五连的。我们这副杠之所以叫硬杠,就是专抬大木头的。前三副杠的人 都是膀大腰圆,体魁力强的人,唯有我俩才是1米68的身高,小陈比我胖,还比我壮实些。我当时体重只有104斤。抬木头时,前两副杠为一组,一副卡子搭在一根短粗的木棍中间,短棍两头用麻绳连接两副杠子。杠子两头各有两人。后两副杠也同样为一组。抬木头时,由杠头(有经验的老同志)喊号。其他人应号。按照号令统一行动。号子一般都是喊号人现编的。我们这杠一般是由庞永信喊号,有时毛馿也喊号。准备抬木头了,杠头喊:“哈腰格挂呵”,大家和一声:“咳”,同时都弯下腰,二杠和四杠的左右肩把卡子挂到木头上。杠头又喊:“挺腰咯起来吧”,大家和一声:“咳”的同时,挺起腰抬起木头来。杠头见大伙都已抬起木头了,接着喊:“呼咳”,是为了让大伙调整好站势。左肩的人左手把着短棍,脚往外身体往里倾斜,右肩的人同样。左右两边的人呈八字型。这样,人站的稳当,不易被木头砸着脚。杠头又喊出走的号子,“往前的走了吧”,“走起咯来了”,“稳当点稳当点”,大伙和着号子有节奏地把木头幌起来,走一步幌一下,一步一幌,木头幌起来后,能把人带着走。一是走的稳当,二是感觉轻松不累。要往左边拐弯了,杠头喊:“前大肩后小肩”,“咳”,“两拐呀两拐了”,“咳”,头杠的右肩就带着左肩往左拐,四杠的左肩就带着右肩急忙往右拐。因为木头长,头杠前面拐一步,后面四杠就得甩四分之一圈。所以,抬木头头杠最重,因为大头朝前。四杠最累,甩尾走路多。上楞台是最难最危险的关口。一是楞台高,一般木头都是直径在三,四十公分以上。二是冬天木头上有雪或有霜冻,踩上去容易滑倒。我个矮腿短,最怕上楞。抬着1吨半多重的木头,本身就很沉重了,还要跨到一根木头上去,很不容易。每次上楞我都打怵。右肩先上时,他用右手把着短棍,左腿登着楞台。下首的左肩用左手推着短棍,拥着右肩踏上楞台。等右肩上了楞台后,左肩脚踏楞台,左手抓着短棍,往上登。上面的右肩也帮助左肩往上拽。都上到楞台后,双脚一定要站稳当了,木材上的雪经太阳一晒,化成了冰,人踩上去,特别的滑。如果一人滑倒,八人都倒,很容易压着人腿。有人上不去怎么办,没有办法。这时候跟本不可能有人替换你,也不能替换你。你只能拼命上,决不能倒下,即是双腿发抖,打颤,也要拼命稳住。上面拽,下面拥,喊破嗓子,拿出吃奶的力气也要站上去。然后听号子,慢慢地放下木头。大伙才能长喘一口气,坐在木头上休息片刻,然后再去抬。那大木头大头直径最大有1米多,小头直径最小也有40—50公分。一天下来,我的肩膀和脖子被杠子压的紫红紫红的,肩上肿起了一个大包。火烧火燎的疼。躺在床上都不愿动了。浑身骨头像散架一样,连饭都不想吃了。这个活儿我们实在是干不动。对于我们这些从城市来的,从来没有干过重活的知识青年来说,真是太难为我们了。特别是第二天,肩膀一碰到木杠,连肩胛骨都疼,那是撕心裂肺的疼啊。可是不干行吗,在那个年代,别说不干,我连请个病假都不敢想。我们自愿来北大荒干啥来了,不就是为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吗,在工作中锻炼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好形式。怎能让人瞧不起,让人说我是孬种。我一定要和自己的懦弱斗。那天,我们抬一根大木头,近两方重。我和陈雁影一看心里就发怵。我使劲一抬,就把杠子那头的小陈压倒在地上了。然后,我让他先起,我再后起,他一使劲,把我给压趴下了。这时,三杠的小刘和李排长(李排长是老同志)让我俩先站起来,他俩蹲下,然后大伙一起喊:“起”,终于把这棵大木头抬起来了。我和小陈两腿直幌荡,迈不开步。杠头连喊了三遍号子,我们终于迈开了步子,一步一步地挪动双腿,颤颤悠悠的往前走。我们拼命地喊着号子:“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不知道,我怎么能抬动这棵大木头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毅力。我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口号,往前走,往前走。这就是我的人生道路,在北大荒的大熔炉里,经受着百炼成钢的艰苦磨练。我为能战胜自我而感动不已。
第四道工序是清林。就是把已经归好楞的林地清理干净。大树枝用锯锯成2米来长的,小树枝用大斧子砍断,把它们垛在不影响其他树成长的地方。
第五道工序是量方,装车。量方就是用尺子量出木材小头的直径和木材长度,乘以体积系数,得出的木材立方数。然后写在木材小头的横截面上。装车就是把楞场上的木材装到卡车上,拉回农场。装车时,两边的车箱板打开,靠楞台的一面车上搭上两根直径十几公分的硬木杆,作为爬杆。车箱另一头两个轮胎上各绑上一根大绳。装车时,先用撬杠把木头撬到爬杆边,木头两边套上绳索,车那头两排人听口号拉绳,木头从爬杆上拉到车上。然后把木头固定在车上,车的两边各有两根立柱挡住木头。车装满后,用绞盘上的钢丝绳绞紧,锁住。这就是装车。
木材归楞结束后,我又参加到装车的工作中去。装车没有时间限制,卡车什么时候到,我们就什么时候装车。一般是上午两车,下午两车,上半夜一车,有时下半夜也会有一车。装车活儿不重,但是,晚上装车天气太冷。山里白天昼夜的天气,温差太大,夜里气温在零下40度左右。西北风呼呼叫着,穿着的棉衣,棉裤都被吹的透心凉。穿着翻毛大头鞋的双脚不停地跺着地面上的积雪,带着棉帽,脖子上围着大围巾,脸上捂着口罩。两只眼睛上的睫毛挂着一层霜。又冷又困,脸颊被风吹的像刀刮一样的生疼。虽然我们都带着棉手套,耳朵、手、脚还是被冻伤了。又肿又痒,每天用冬青叶煮水,泡手泡脚。后来,每到冬天,我的耳朵稍微被寒风一吹就会红肿,痒痒。然后会一层一层地脱皮。回到上海以后也是这样的。
完达山伐木工作虽然是很艰苦,但是,我们也充满着新鲜,乐观和愉快。我们伐的最大一棵树,直径有2米,有二十多米长。三个人都围不拢。是用拖拉机拉下山的。山上的伙食也相当的好,由于冬天没有蔬菜,大部分主菜都是肉食。有猪,羊,牛肉。纯牛肉的包子有小碗大,我可以一顿吃8个包子。第一次做红烧肉,我吃了一小盆红烧肉。刀切馒头我一顿可以吃8个。一是抬木头的工作强度大,太累。二是我正在长身体的时候,特别能吃。在工作之余,我们采木耳,采猴头菇,采冬青,砍黄菠箩树杆做镰刀把,砍榆树杆做锹把,镐头把。临近过年时,我们完成了伐木任务。带着采摘的胜利果实,我们一路高歌返回连队。愉快地度过了来北大荒的第一个新年。
九、输血
1970年6月的一天中午,我吃完午饭,正在宿舍午睡。朦胧中突然听见有人在宿舍外面喊:“秦洪会家属从炕上摔下来,大出血,需要输血,请大家帮忙,能去的都到连部门口集合”喊声急促。我一听急忙从床上爬起来,救人如救火,人命关天。我毫不犹豫地向连部跑去,连部门前停着的“千里马”拖拉机车斗上已经站了几个知青,卫生员刘新文正在向他们讲着送秦洪会家属去医院的事情。不一会儿,又有一些知青来了。卫生员见有十来个人了,就让车向团部医院开去。到医院后,卫生员急急忙忙领我们直奔输血室。经采样验血,只有我们五人是A型血,我只记得有我,陈培器,吴佩芬,郭英贤,还有一位记不得了。护士说每人抽200毫升血。当时,我们都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坐在靠墙的一排椅子上。护士给我们挨个扎上针管,胳膊里的血通过针管开始流向血袋。我从小就怕打针,还有点晕针。在学校里,每次打预防针,我都能躲就躲,实在躲不成,也只好挨一针了。现在见护士拿着针管,用卫生棉球擦我的皮肤时,胳膊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护士边擦边说:“别紧张,胳膊放松一下,不疼的”。我转过脸,不敢看护士扎针,只觉得针头扎进皮肤时有点痛,扎上后就不痛了。这是我第一次输血,我看着针管里的血随着透明的管子壁慢慢地流到血袋里。我又看了一眼旁边的郭英贤,发现她抽出的血是鲜红的,而我的血是深红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血脂稠。抽有一会时间,我突然发现我的针管里不流血了,我马上喊护士,她过来一看,对我说:“你的血稠,抽有180毫升了,就这些吧”。然后她替我拔掉针管,我按着针口的棉花球,走出了房间。后来听郭英贤说,护士光顾着聊天,她都抽了400毫升了护士才发现。由于她抽的血太多,后来,她的身体一直就比较虚弱。那年代献血,我们感觉是一件很光荣很革命的事情。连队指导员还在大会上表扬了我们。回连队后,连长让我们休息三天,并告诉食堂给我们做了三天的病号饭。所谓的病号饭就是一碗面条,里面卧了一个鸡蛋。还让我们喝了三天的红糖水。那时候我们年轻,身体也结实,我只休息了一天就上班了。由于我们知青及时献血,挽救了秦洪会妻子的生命和她怀着的孩子。只是有点遗憾的是,秦洪会和他的妻子以后见到我们时,竟然连一句谢意的话都没有。使我对他们俩有了一种另类的看法。
十、割大豆
秋天,东边天微亮,西边天上还悬着几颗残星,整个大地都在沉睡中。田间土路上,百十多人磕磕绊绊地走着。我和陈立军等几个知青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有人伸着懒腰,有人打着哈气。到了地里,就着昏暗的亮光,查看地头垄台上插着的柳树条,柳树条上端被镰刀斜割的切面上,按班组写有各人的名字。按姓名辩认自己的垄数。我找到自己的垄区后,把穿在身上的棉袄脱下,割几把豆秸。把棉衣放在豆秸上。猫下腰“刷,刷”地割起来。大家一个跟着一个,静谧的大地里,顿时响起一片“沙,沙”声。初时大家在一条线上,没有一袋烟功夫,前后的距离逐渐拉开了。一班长二罗打头在最前面,他的身后梯次排成一条斜线。像天上的大雁徐徐地向前推进。周围是金黄色的大豆,头顶是蔚蓝色的天空,远处是浓淡相间,层次分明的墨绿色的树林,多美的一幅山水画。早晨的豆秸,杂草上挂满了露水,不大一会儿就打湿了我的农田鞋和裤腿,秋风一吹,贴在腿上凉嗖嗖的。我头上的汗水不断地往下流,擦的慢了,不是流进眼睛就是流进嘴里,又苦又涩真不是好味。趁着天气凉快,我一口气割了两个来回。脚有些酸,屁股到大腿窝的那根大筋酸疼,腰也酸了。直起腰来休息一会,就不想再弯下腰去了。可是一看见被拉下太远了,又赶紧弯下腰去割。时间一长,我被他们拉得越来越远了。我心里越急,手中的镰刀越不听使唤,刀也不快了,人家是在割,我却是在砍,是在拔。有好几次镰刀竟砍在鞋上。尽管拼了命,还是远远地落在后面。太阳出来了,风吹干了衣服,也吹硬了豆杆上的毛刺,豆角也硬了。用手一抓,满掌都是刺,扎到肉里看不见,碰哪里哪里痛,正是有劲使不上。看着前面的人割到地头了,他们或站或坐,有的抽烟有的说笑。我回头跟立军说一声:“争口气,别让人家看笑话”。可是,这口气不是那么好争的,我们拼死拼活地刚刚割到地头,还没有喘口气,打头的二罗又进地了。这趟落的更远了,我边割边唸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可是,直到精疲力尽,也没有争取到胜利。满脸的汗水用脏手一抹成了花花脸。早晨出工时,满肚子的诗情画意,此时不知跑到哪个爪洼国去了。这时候,浑身是汗,嗓子都冒烟了。送水的还没有来,上哪里找水喝?我走到地头水沟边,水沟里一群群蝌蚪和一团团水虫在游动。怎么喝,我正犹豫着,只见外号叫“高而瘦”的顾存良跪倒在水沟边,把嘴伸到水面,像马一样咕咚咕咚喝了个够。起来用袖子抹抹嘴巴走了。我用手在水面划一下,双手捧起一捧水,慢慢的喝着。等我喝完水回去,至少拉下50米。我摇摇头,除了拼命别无出路。我埋下头,咬紧牙关向前割……二罗看我们落的太远了,回过头来接我们。我怀着感激的眼神看了一眼老班长。平时他话很少,干起农活来样样是个好把式。有他领着我们,我相信很快我就能跟上。中午休息时,二罗走到我跟前,他帮我把镰刀磨快了,还教我割大豆的巧门。他说:“新镰刀的把太直,割豆子时的角度不对,我有一根黄波萝镰刀把,晚上回去给你换上。割豆子时两手动作要协调,拿镰刀的手在割豆杆时,另一个手要往前推抓,抓住割断豆杆的手要继续往前推,拿镰刀的手赶紧往前继续插入豆垄割。每一刀的距离在20—30公分,不要贪多,多了手抓不住,容易掉枝”。下午我按照他说的要领做,慢慢地两手的动作开始协调了,掉枝少了,割茬也低了,速度也快了许多。一个星期后,我割大豆的速度已经是连队中上等的,在知青中也算是快手了。
十一、完达山伐木
没有想到,我们到北大荒后的第一个冬天,却是在完达山原始森林里过的。1968年,北京、上海、哈尔滨三地知青共来到农场有1500多人。农场为了解决知青的住房困难和改善职工的住房条件,组织了好几个连队的职工到完达山林区采伐木材。我连也去了十几个男同志,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解放牌汽车支上棉帆布蓬,我们坐在行李上,汽车一路摇晃着向完达山林区驶去。进山有公路,但从林区到住宿区,采伐区就没有公路了。只有农场水利队,打石队和基建队临时修筑的土路。卡车颠簸了4个多小时,终于到了住宿地。我们的双脚早就冻僵了,从车里爬出来,使劲地跺脚。前期到达的同志们已经为我们搭好了棉帐篷。新修的南北大路把住区分为东,西两个区域。两边各三个大棉帐篷,路南口上有一个小帐篷,是作为食堂和仓库。我们连和基建队的部分同志住一个帐篷。帐篷两边搭了一溜木板床。木板是新木材现锯的,还散发着潮湿的木香味。帐篷两头各躺着一个大油桶,一头开个方口作为炉门,另一头顶上连着铁皮烟筒,一米一节,一直连到帐篷门上方,穿出帐篷,弯向上方。帐篷内全靠这两个炉子取暖。晚上,有基建队的老桑负责烧炉子。每个帐篷能住三、四十人。当天下午,由伐木指挥部的总指挥范德仁副场长召开伐木动员会,并且作了工作分工安排。第二天就正式开工了。
伐木有五道工序:1采伐、2造材、3归楞、4清林、5量方、装车。我先在归楞班干,归完楞后 又在清林班干一段时间,然后再到装车班干。伐木和造材我虽然没有干过,但我见过他们伐木和造材。伐木是第一道工序。伐木工每人发一把锯子和一把大斧子,还有一个屁股垫。采伐前,先看树的长势和倒向,然后先锯树倒的一面,锯进三分之二后,再到树的背面,比原锯茬高2-3公分的地方往里锯。等树发出咔咔声响时,要注意了,一手扶着树,站在树的侧面,一边大声喊:“顺山倒”。然后用力推树,向树倒的一面推去。待树慢慢地往下倒时,你就远离树根,向树的侧后方躲去。防止被树茬半挂打着。造材是第二道工序。造材比较简单些。先用大斧子把大树枝砍掉,然后再用小斧子把主干上的小枝叉打光打平。根据树径大小锯成长短不等的木材。一般是树径在40公分以上的锯成4米材,40公分以下的制成5—8米材。
第三道工序是归楞。就是把造好的木材归到楞场。通俗的讲,就是把一大片已经锯好的木材集中到一起堆放好。我是归楞班的,每天就是抬木头。它是山上最累的活儿。一般人都不愿干的活。抬木头不光要靠力气,它也是个技术活。还需要互相配合,齐心协力,步调一致,相互照顾,才能完成任务。我们这副硬杠也是由八个人组成。四个大肩(也叫右肩),四个小肩(也叫左肩)。第一杠是陈立和毛馿。毛馿是基建队的,姓名不知,都叫他外号毛馿。第二杠是庞永信和毛豆。毛豆是基建队的上海知青,长的膀大腰圆。第三杠是小刘和李排长。小刘也是基建队的上海知青,1米76的个头。李排长是制材厂的,66年来的转业兵。第四杠是北京知青陈雁影和我。我俩都是五连的。我们这副杠之所以叫硬杠,就是专抬大木头的。前三副杠的人 都是膀大腰圆,体魁力强的人,唯有我俩才是1米68的身高,小陈比我胖,还比我壮实些。我当时体重只有104斤。抬木头时,前两副杠为一组,一副卡子搭在一根短粗的木棍中间,短棍两头用麻绳连接两副杠子。杠子两头各有两人。后两副杠也同样为一组。抬木头时,由杠头(有经验的老同志)喊号。其他人应号。按照号令统一行动。号子一般都是喊号人现编的。我们这杠一般是由庞永信喊号,有时毛馿也喊号。准备抬木头了,杠头喊:“哈腰格挂呵”,大家和一声:“咳”,同时都弯下腰,二杠和四杠的左右肩把卡子挂到木头上。杠头又喊:“挺腰咯起来吧”,大家和一声:“咳”的同时,挺起腰抬起木头来。杠头见大伙都已抬起木头了,接着喊:“呼咳”,是为了让大伙调整好站势。左肩的人左手把着短棍,脚往外身体往里倾斜,右肩的人同样。左右两边的人呈八字型。这样,人站的稳当,不易被木头砸着脚。杠头又喊出走的号子,“往前的走了吧”,“走起咯来了”,“稳当点稳当点”,大伙和着号子有节奏地把木头幌起来,走一步幌一下,一步一幌,木头幌起来后,能把人带着走。一是走的稳当,二是感觉轻松不累。要往左边拐弯了,杠头喊:“前大肩后小肩”,“咳”,“两拐呀两拐了”,“咳”,头杠的右肩就带着左肩往左拐,四杠的左肩就带着右肩急忙往右拐。因为木头长,头杠前面拐一步,后面四杠就得甩四分之一圈。所以,抬木头头杠最重,因为大头朝前。四杠最累,甩尾走路多。上楞台是最难最危险的关口。一是楞台高,一般木头都是直径在三,四十公分以上。二是冬天木头上有雪或有霜冻,踩上去容易滑倒。我个矮腿短,最怕上楞。抬着1吨半多重的木头,本身就很沉重了,还要跨到一根木头上去,很不容易。每次上楞我都打怵。右肩先上时,他用右手把着短棍,左腿登着楞台。下首的左肩用左手推着短棍,拥着右肩踏上楞台。等右肩上了楞台后,左肩脚踏楞台,左手抓着短棍,往上登。上面的右肩也帮助左肩往上拽。都上到楞台后,双脚一定要站稳当了,木材上的雪经太阳一晒,化成了冰,人踩上去,特别的滑。如果一人滑倒,八人都倒,很容易压着人腿。有人上不去怎么办,没有办法。这时候跟本不可能有人替换你,也不能替换你。你只能拼命上,决不能倒下,即是双腿发抖,打颤,也要拼命稳住。上面拽,下面拥,喊破嗓子,拿出吃奶的力气也要站上去。然后听号子,慢慢地放下木头。大伙才能长喘一口气,坐在木头上休息片刻,然后再去抬。那大木头大头直径最大有1米多,小头直径最小也有40—50公分。一天下来,我的肩膀和脖子被杠子压的紫红紫红的,肩上肿起了一个大包。火烧火燎的疼。躺在床上都不愿动了。浑身骨头像散架一样,连饭都不想吃了。这个活儿我们实在是干不动。对于我们这些从城市来的,从来没有干过重活的知识青年来说,真是太难为我们了。特别是第二天,肩膀一碰到木杠,连肩胛骨都疼,那是撕心裂肺的疼啊。可是不干行吗,在那个年代,别说不干,我连请个病假都不敢想。我们自愿来北大荒干啥来了,不就是为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吗,在工作中锻炼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好形式。怎能让人瞧不起,让人说我是孬种。我一定要和自己的懦弱斗。那天,我们抬一根大木头,近两方重。我和陈雁影一看心里就发怵。我使劲一抬,就把杠子那头的小陈压倒在地上了。然后,我让他先起,我再后起,他一使劲,把我给压趴下了。这时,三杠的小刘和李排长(李排长是老同志)让我俩先站起来,他俩蹲下,然后大伙一起喊:“起”,终于把这棵大木头抬起来了。我和小陈两腿直幌荡,迈不开步。杠头连喊了三遍号子,我们终于迈开了步子,一步一步地挪动双腿,颤颤悠悠的往前走。我们拼命地喊着号子:“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不知道,我怎么能抬动这棵大木头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毅力。我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喊着口号,往前走,往前走。这就是我的人生道路,在北大荒的大熔炉里,经受着百炼成钢的艰苦磨练。我为能战胜自我而感动不已。
第四道工序是清林。就是把已经归好楞的林地清理干净。大树枝用锯锯成2米来长的,小树枝用大斧子砍断,把它们垛在不影响其他树成长的地方。
第五道工序是量方,装车。量方就是用尺子量出木材小头的直径和木材长度,乘以体积系数,得出的木材立方数。然后写在木材小头的横截面上。装车就是把楞场上的木材装到卡车上,拉回农场。装车时,两边的车箱板打开,靠楞台的一面车上搭上两根直径十几公分的硬木杆,作为爬杆。车箱另一头两个轮胎上各绑上一根大绳。装车时,先用撬杠把木头撬到爬杆边,木头两边套上绳索,车那头两排人听口号拉绳,木头从爬杆上拉到车上。然后把木头固定在车上,车的两边各有两根立柱挡住木头。车装满后,用绞盘上的钢丝绳绞紧,锁住。这就是装车。
木材归楞结束后,我又参加到装车的工作中去。装车没有时间限制,卡车什么时候到,我们就什么时候装车。一般是上午两车,下午两车,上半夜一车,有时下半夜也会有一车。装车活儿不重,但是,晚上装车天气太冷。山里白天昼夜的天气,温差太大,夜里气温在零下40度左右。西北风呼呼叫着,穿着的棉衣,棉裤都被吹的透心凉。穿着翻毛大头鞋的双脚不停地跺着地面上的积雪,带着棉帽,脖子上围着大围巾,脸上捂着口罩。两只眼睛上的睫毛挂着一层霜。又冷又困,脸颊被风吹的像刀刮一样的生疼。虽然我们都带着棉手套,耳朵、手、脚还是被冻伤了。又肿又痒,每天用冬青叶煮水,泡手泡脚。后来,每到冬天,我的耳朵稍微被寒风一吹就会红肿,痒痒。然后会一层一层地脱皮。回到上海以后也是这样的。
完达山伐木工作虽然是很艰苦,但是,我们也充满着新鲜,乐观和愉快。我们伐的最大一棵树,直径有2米,有二十多米长。三个人都围不拢。是用拖拉机拉下山的。山上的伙食也相当的好,由于冬天没有蔬菜,大部分主菜都是肉食。有猪,羊,牛肉。纯牛肉的包子有小碗大,我可以一顿吃8个包子。第一次做红烧肉,我吃了一小盆红烧肉。刀切馒头我一顿可以吃8个。一是抬木头的工作强度大,太累。二是我正在长身体的时候,特别能吃。在工作之余,我们采木耳,采猴头菇,采冬青,砍黄菠箩树杆做镰刀把,砍榆树杆做锹把,镐头把。临近过年时,我们完成了伐木任务。带着采摘的胜利果实,我们一路高歌返回连队。愉快地度过了来北大荒的第一个新年。
[尤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