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五连　尤顺发

　　　　　　　　　　　　　　　十六、入党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早年梦寐以求的愿望。在那个革命的年代里，作为一个积极要求进步，充满革命理想，积极靠拢党组织的知识青年，加入党组织是我实现人生目标的必由之路。
　　七十年代初期，正是我国政治空气最浓厚，最狂热的年代。“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雷打不动”、“三忠于，四无限”、“忠字舞”。每天除了超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外，一早一晚的政治学习气氛是最浓的。早晨6点，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声，有线广播喇叭开始了三十四团广播站的第一次播音。当天如有最新的毛主席最高指示，那么早上的“天天读”必是先听广播中的毛主席最新指示。然后，各班组组织讨论，大家纷纷表忠心，献爱心。结合“抓革命，促生产”谈体会、谈感受。重要的毛主席最新指示由中央向下层层打招呼，然后大家半夜起来，统一集合到大食堂里，等着倾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大新闻。我清楚地记得，全国四届人大召开的新闻就是张成福连长半夜吹哨，全连紧急结合，在场院大凉棚里，坐在建房用的檩条上收听的。一直听到早晨四点。全连指战员无比兴奋。为了以实际行动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我和王英模、齐道明三人，听完广播后，就到保养间保养机车。给拖拉机烧水、加水、加油。天微微亮，车长刘正顺就率领全车组人员开着拖拉机下地，顶着冻茬抢播小麦。晚上干了一天活的兵团战士还要到大食堂（兼会议室）里开会。听指导员杨福康摆龙门阵。那时候晚上开会大多是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求是”、“奋斗”杂志评论员文章。老杨头每次唸一段还要展开讲一会，有时一讲就走题。劳累一天的人们又有几个人在听他讲话。大家都闭目养神，有的人干脆打起呼噜来。我就是找一个黑暗的角落，靠墙边能半坐半靠的位子，闭起眼睛听他瞎摆呼。有时也能昏睡过去。好在我不打呼噜，每次开会，总有几个人因呼噜声太响被老杨头叫醒。当然，除了困还有很多蚊子，小咬，牛虻，这是它们吸血的最好时机。我最怕蚊子和牛虻咬了，叮上一口就肿起一个大包，痒的受不了，一个星期都退不下去。它能隔着衣服咬你，我的胳膊和大腿上到处是被挠破的疤痕。
　　随着下乡的时间长了，我们和贫下中农也逐渐打成了一片。晚上只要没有开会，学习。宿舍里一些知青就会三五成群地到老职工家去串门。他们大多是到和自己一个班，一个排的的老职工家里去。一些特别热情的老职工家，知青去的人就多些。连队文艺宣传队队长刘增凡家、马号班的罗明山家、事务长杨德廉家，每晚都聚的满满的，有十多人。有时一晚上来几拨人，来一拨人又走一拨人。像走马灯似的。农工班的压缩机谭万金班长家、猪号班的闫振海班长家、菜组的吴开金班长家、木工房杨端生家、机务排的刘正顺、孟发岭、李学亭、冯光荣车长家，都是知青常去串门的地方。那时候连队文化生活单调，没有图书馆，没有棋牌室。文体活动也少有安排。几个月能看一次电影。难得有一个休息天，知青们除了在宿舍聊天、打扑克，大部分人都出去串门了。有的还能顺便噌顿饭吃。我也常去肖大爷和杨端生家里。老杨是木工房的班长，我在检修康拜因时，与木工房多有打交道。一些木制配件需要木工房制作，如帆布输送带，喂入链，颗粒输送带上的木条，木翻轮板，有些铁轴用的木瓦，都靠木工房制作。老杨是木工房的班长，是老党员，湖南人。他比较开朗健谈，工作认真、事业心强、人正直，有看不惯的事，他爱管。
　　他很关心和爱护我们知青的成长，平时他经常启发我们要有上进性，要向组织靠拢，要努力工作，刻苦学习，钻研技术。他也很关心我们的生活，经常弄一些好吃的，让我们去他家改善一下伙食。一到休息天，他就到小黑河，穆棱河去打鱼、捞泥鳅、摸蛤蜊或在家做熏肉。然后，叫上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般有我、冯国樑、陈雁影、王龙生和杨春仁等。他对我们几个知青要求很严格。他经常找我们谈心，要我们积极靠拢党组织。在他多次的教育和启发下，我逐步对加入党的组织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1972年春天，我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让老杨替我转交党支部。后来，党支部分工由机务排长郭恒生和101车长李学庭两人作为我的入党培养人。他们俩代表党支部正规正距地找我谈了一次话。首先肯定了我的优点：政治上要求进步，能积极参加连队组织的各项活动。工作上能积极肯干、吃苦耐劳、钻研技术、能团结同志、热心帮助他人、生活上艰苦朴素、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然后要求我端正入党动机，以党员的八条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鼓励我认真学习党的知识，用实际行动先从思想上入党。老郭还给了我一本党章，并对我提了几点希望。我也表示了我的入党决心，希望组织上经常帮助和监督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就等于给自己带上了紧箍咒。从那天起，我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各项政治活动我都积极参加，在斗私批修会议上我联系实际，积极发言。在机务排里，各项工作我都能起带头作用。连队四台康拜因，我的那台苏式ck—3型是使用年限最老的机械，机械状况也最差。但是，由于我的精心维修，保养。无论是麦收，秋收，我这台车的工作效率最佳。完成作业量敢和新进的自走式东风收割机比肩。党支部已把我列为1973年发展的入党积极分子。两位培养人对我的考察也很满意。
　　但天有不测风云，我们知青的一次小聚会，把我的入党推迟了一年。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73年9月初，麦收结束后不久，我们正在对康拜因进行秋收前的维护和保养。那时维修的工作量不大，工作也不紧张。上海知青杨信康也是一位康拜因车长，他是1969年下乡的。刚开始在马号班喂马，大家叫他马夫。1971年春天调机务排，在王克明的车上当助手。1973年提升为康拜因车长。平时他喜欢打鱼摸虾。那几天正赶上小黑河涨水，他下了一个叉四的丝挂子。早晨溜网发现挂了二十几条鲫鱼和鲤鱼，大的有一斤多，小的也有半斤。照例，我们机务排的几个知青又有口福了。大家商定晚上在木工房聚餐。下班后，大家从食堂买来饭菜都拿到木工房。房前用三块砖立一个锅灶，上边放上一个大脸盆，河水煮河鱼，放点盐和葱姜，味道极其鲜美。我们十来个上海、北京、哈尔滨知青放开肚皮，吃了个肠肥肚圆。边吃边聊真开心。哪知此等好事正好被材料员冯光荣看见。第二天，他就告发到指导员那里。说我们几个搞小团体主义。连队五湖四海的人我都交结，从来没有想过要搞什么小团体主义。什么上海帮，知青帮，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哪像他们热衷于什么山东帮、河南帮的。五连山东，河南的老乡观念很强，他们才是真正的小团体主义。这老家伙看我们热闹，他嫉妒什么呀？后来，在讨论发展我入党的支部会上，他又拿这个事向党支部证明我搞小团体主义。此后，郭排长找我谈话，要我注意影响。一顿聚餐而已，我笑纳了。不过，以后我们就改在宿舍聚餐，减少影响。
　　没有想到一顿聚餐影响了我的入党，一年以后，1974年10月1日，我正式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五连最年青的共产党员。

[尤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