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五连　尤顺发

　　　　　　　　　　　　　　　　写在前面的话

　　1987年初，我在编写农场组织史的过程中，翻阅了大量的党政干部档案和资料，在写作的时候，自己就曾萌发过“将来我老了的时候，把我所经历的知青生活再现出来。写一部给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看的书，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一点真实的回忆。如果今天的年轻一代愿意看的话，我只希望他们能懂得和理解他们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
　　知青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群体，也是最自恋的群体。因为，我们是被社会遗忘的一族，除了我们自己，好像还没有人能记住这个群体。我们不愿意让这段历史被人们忘记，因为它是我们用青春与激情，汗水与泪水，鲜血与生命写就的，我们这一代为此有太多的付出。所以，知青这段岁月不仅对现在，对将来都有重要的影响。回顾历史，反思知青经历，是要去寻找当年的一种精神。寻找当年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知青精神。对那段经历的回顾，已经超越了人生经历的一般意义。我们这一生虽然平凡，但我们把自己的经历同共和国的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从中去体味人生。在国家曲折发展的历程中，去追寻具有积极意义的奋斗精神和人生价值，使之成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具有“向前看”的深刻含义的。这也是我写此文章的初衷。
　　2004年5月，我终于从工作岗位退二线了。刚退下来时，真有点不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早晨还是正点起床，然后散步，吃早餐。穿上衣服，准备到机关上班去了，一拉门，想起自己已经退了，还去机关干嘛？在北大荒工作了36年，整天是忙忙碌碌，已经养成了习惯。真要打破这种习惯，还是要有个过程的。
　　退下来也有退下来的好处，以前工作忙，没有时间陪伴我的老伴和孩子，现在可以好好补偿她们了。于是，每天与老伴形影不离。早晨陪她散步，上午陪她打台球，下午陪她午睡后，又教她下五子棋，教她学下象棋。晚上陪她跳舞。一天三餐给她做饭。后来，又陪她回上海看望孩子。沿途休闲旅游一趟。在哈尔滨，北京，天津，见见亲朋好友，看望分别已久的知青战友们。这一趟走了一百多天，回到上海，又得到上海知青朋友和农场故人，老职工二代的热情款待。除了回忆往事外，也有诸多热心人给我介绍工作，知青中有好多人还在发挥余热。上海知青陆鸿兴还兼着五个企业的会计工作。农场二代李新刚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后，自己开起公司。虽然才几年时间，企业已初具规模。
　　我刚到上海没几天，还未等消停，经朋友介绍，到一家公司上班，去发挥余热了。没曾想这一干就是9年。直到2014年10月，十几位知青好友们邀请我一起出去旅游时，我才下决心辞职不干了。我经过多次推脱，谢绝老板好意的挽留，终于又是自由身了。于是赶紧和五连的知青们一起国内国外畅游一番。2014年12月开始，进入正常的退休生涯，才能定下心来写点东西。
我是1968年8月9日上海第一批赴黑龙江生产兵团的知青，1979年知青大批返城时，我也没有随波逐流返回城市。直到2004年4月，农场党委决定55周岁以上的机关干部，场直工副业二线单位的干部和一线农业生产单位的干部一律退居二线时，我才正式退了下来。退下来后又在纪委帮忙整了一个月的材料，5月份开始闲居在家了。我从19岁下乡，到2005年返回上海时的57岁，已然37个年头。
　　虽然在北大荒生活，工作了37年，之后十年间我又回农场探亲四次。说实在话，北大荒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比一般的知青们对她更有感情。我的一生中大部分岁月是在八五八农场度过的，我工作和生活的圈子在农场，我的人脉全在农场。虽然退休回上海已经十年了，可我经常魂牵梦绕，仿佛还在北大荒，还在那块黑土地上。知青对北大荒的爱是充满了梦幻激情，但却常与泪水，痛苦伴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改变农村的闭塞落后面貌，加速广大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是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变化特别显著。如今的北大荒，一派繁荣的景象。已建成初具规模的现代化，机械化国营农场群，已建成国家最大的商品粮基地，最有特色的大型无公害食品生产基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北大仓。现在的八五八农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小城镇。高楼林立，别墅相间。宽广的水泥路直通各连队。千亩荷花塘翠叶叠盖，亭亭玉立的荷花红白相间。广袤的千岛林湿地公园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如今的农场已成为生命，活力，阳光，绿色，蓬勃向上，希望所在的象征。
我们知青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写下了40多年前自己亲身经历的真事实情。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见证人。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尽管势单力薄，我觉得也应该留下一点自己的声音，一点自己的痕迹。这样也就不愧于经历的这段历史，不愧于我们这一代知青所做的努力。这种努力也包括失败和成功，辛酸和苦辣，光荣和梦想。

　　　　　　　　　　　　　　一、 为何要去北大荒

　　这要从“文化大革命”说起，1966年5月从全国开展批判“三家村”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们
　　这批66届初中毕业生（只差1个月就要毕业）取消了毕业考试。全国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无所适从。学校不学习了，“停课闹革命”了。同学们争相成立各种红卫兵组织，爱护我们关心我们教育我们的老师们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急先锋；地富反坏右份子；牛鬼蛇神。学校领导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校里掀起了一股大批判之风，批判资本主义的教育思想，批判学校里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学校彻底瘫痪了。我们随着大人们上街看大字报，拣传单，看造反派和红卫兵抄家，斗地富反坏右，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时间长了，也看腻了。那时侯的我对政治并不太关心，呆在家里很无聊。我喜欢打篮球，每天到学校和我们班里的同学赵宝强，唐新民，马文立，陶三全等人一 起打篮球。一打就是一天。还经常和其他班的篮球队比赛。有时候我们两三个人练投篮。我投蓝命中率很高，投10个蓝能进7个8个以上。学校里红卫兵组织很多，那年代为了赶时貌，我也参加了“上海市西北地区红卫兵造反兵团”。可我从来没有造过反。学校里平时那些爱打架斗殴的同学他们组织的红卫兵造反派，在学校里成天批斗学校领导和老师，并且严重体罚老师们。我非常看不惯，特别反感。有些坏同学让老师们排好队，弯下腰，然后他们一个一个地打老师的耳光，一个一个地打老师的脑袋。那时候我们学校红卫兵也分成两派，我们这派是保皇派。我对老师有感情，我爱他们，所以，我从来不斗他们。（回上海探亲时，我专门到学校看望过我的班主任）。后来，学校也开始学社会上大人们的夺权武斗，我没有兴趣，我就离开学校，回家去了。回家以后无事可干，我就和弄堂里的老阿姨.老爷叔们打扑克。打“上海路子”，6个人一起打，一打就是半天，或者，跟对门的爷叔下象棋。开始跟他学下棋时，他能让我一个“车”，后来可以让我一个”马“或”炮“，由于我年轻，又肯钻研，棋艺学的很快，几个月时间就能下过爷叔了，我不满足现状，又到马路边上看老棋迷们下棋。大人们晚上在路灯下象棋，围观的人也很多，有时围得里外三层。我就挤进人群观看。后来，我也加入，有时棋逢对手，能下到半夜才回家。
　　到了1967年初，上海工人造反派夺权成功，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要求各派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搞革命大联合，要求学校里要“复课闹革命”，可是学校里的两派组织之间势不两立，复课是没有可能的，都忙着“闹革命”呢。转眼到了1968年，上学是不可能了，学校已经被砸烂了，教师，教材都没有了。可是，毕业分配也没有消息。
　　我们家有兄妹四人，只靠父亲一点低微的工资养家糊口。生活很贫困。我记得从我上小学起，我们兄妹四人的学费都是全免的。我从小时候起，就开始学做小生意，也许是身体里有遗传因子。我爷爷和我父亲一辈子都是做小生意的。记得我刚上中学时，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时，母亲就把我叫起来，她把刚煮熟的一大锅山芋（地瓜）拿给我，让我到菜市场边上去叫卖。挣点零花钱，补贴家用。卖完后冲冲回家吃早饭，然后，上学去。我还卖过甜杆。星期天不上学时，约几个小伙伴，一起到三官堂桥（曹家渡）苏州河上的船上，批两捆甜杆，扛到大自鸣鈡（现长寿路和西康路口）去卖。文化大革命时，大自鸣钟被红卫兵破四旧拆掉了。我还捡过香烟屁股（烟头）。捡的时间长了，有经验，用一木棍一头绑一个钢针，用它一扎，就把烟头扎起来了。不用弯腰就能捡起来。每天把捡到的烟头扒开，把点过的一截黑的用剪子剪掉，剩下的烟丝喷上香精，重新用卷烟机（自制的）卷好。（商店有买卷烟纸的）。然后，把卷好的香烟廉价卖给抽烟的人。
　　文化大革命两年多了，一直没有分配工作，也不知这场灾难何时能结束。那时候我特别想早点出来工作，尽快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1966年6月18日，毛主席批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7月1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哈尔滨市成立。7月中旬，兵团就指示黑龙江省各农场派人到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各大城市招兵买马。我是在我们新会中学校门边上的宣传栏上看到的。上面写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屯垦戍边，反帝反修，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赴黑龙江点火大军宣言书》，这是由初三十班的忻定放同学发起的，组织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的通知书，经过他联系，我校有十一名同学报名。还有外校两人。有忻定放，陈国庆，何朵梅，陈培器，吴振寅，翟惠民，杨兴发，马月玲，郑钦军，刘一红和我11人。外校有陈宝根，沈彩英。共计13人。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的是属于国家职工，有固定工资，工作稳定。但是，地处边疆，路途遥远。我是报名以后才回家跟父母商量的，我是坚定要去的，不管他们能否同意。回家说了后，父亲没有反对，家里少了一个吃闲饭的，也减轻他们的压力。母亲不同意是我意料之中的，我任由她又哭又闹，我就是不松口。我们班主任薛福民老师也不同意我去，薛老师跟我说：“黑龙江太远了，也太冷了。可能十月份老三届就要分配了，你家这么困难，可以照顾留在上海”。但是我已经听不进去，我只想马上离开上海，到黑龙江去，挣钱养活自己。我是主动要求去的。当时下乡主动去的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充满理想和激情，真诚地响应党的号召的，为革命派。第二种是家庭出生不好的，希望以积极下乡的觉悟高的表现，换回政治地位和其他应有利益的，为表现派。第三种是家庭太贫困，离家下乡仅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为无奈派。后两种是被迫的，是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又因为生产建设兵团是军队编制，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对解放军印象最好，能当兵（虽然不发枪），穿上军装（虽然没有领章帽徽），也是很威风的。能在解放军这个革命大熔炉里锻炼成长，一定不会错的。基于这两个原因，促使我投入到上山下乡的运动中去，成为一个名不符实的知识青年。（那时，我们才初中毕业，掌握多少知识？）。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很单纯，很幼稚。也有勇气，有热血，也想有作为，有梦想。

　　　　　　　　　　　　　　　　二、 再见 上海

　　1966年7月中旬，我报名赴黑龙江后，街道、里弄都很快就接到通知。居委会主任亲自上门慰问，街坊邻居的一些阿姨、叔叔们都不理解我的行为。都说“东北太冷太远，吐口痰马上就会冻住，尿泡尿没有尿完，就冻成冰棍了。去那地方要冻死人的。上哪也不要上北大荒，那地方没有人烟，很荒凉”。大家都来劝我。我是油盐不进，任谁来劝，我都不吭声。母亲见大家劝不动，只好给我赶做棉被、棉衣。又做了一套外衣，买了一套内衣。那几天，全家都在帮我张罗行李。我只管忙着注销户口，购买生活用品。我买了一顶白色蚊帐、一个脸盆及牙具、毛巾。从街道领回一套单军服，（棉军服是到农场后发的）。
　　　街道通知我们，8月9号上午统一在长寿路第一小学操场上集中。临走前几天，我就跟我母亲打好招呼，不要她老人家去送我。我是真的怕见我妈哭了，从我决定要去北大荒后，我妈几呼天天掉泪，天天都哭。临走前，我穿上母亲为我做的衣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看着即将远行的儿子，母亲的情意都缝在孟郊的《游子吟》里了。我走时强忍着泪，面带着微笑，一家一家地跟弄堂里的阿姨叔叔们告别，走到弄堂口，我实在忍不住，回头最后看母亲一眼。只见她在邻居的搀扶下，嚎啕大哭。我强忍住的眼泪刷的一下子流了从来。赶紧快走几步拐出弄堂口，放声哭了出来。我父亲和兄弟送我到学校，到那里一看，已有几辆大客车在等着。车开动时，送行的人涌到车前，又是哭又是招手，车里的同学使劲往窗口挤，车窗玻璃也挤碎了。我忍着眼泪不说话，咬紧牙齿使劲地摆手，心在说，不要哭！不能哭！大客车徐徐地开出学校，送行的人们在我眼中慢慢淡出。这时我才发觉胳膊有点疼，低头一看，胳膊被玻璃碎片划出好几道口子，白衬衣的一个袖子上染红了好几道血迹。我没有让家人到火车站送我，只让我的同学马文立，候英龙，周福宝等几个陪我到车站。到了火车站，首先看到的是沿车站两边欢送的人群敲锣打鼓，站台上早已挤满了送行的人们。候车室两边挂着欢送的横幅大标语。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火车，车上的同学们都挤到窗口与亲朋好友握手告别，我也被这气氛感染了，伸出手去与同学握手，和他们挥手告别。随着汽笛一声长鸣，火车缓缓开动了。站台上人群的说笑声突然停止了，开始有低低的哭声，转眼哭声震天，一片哭声掩盖了火车车轮的声音。此时的我已经不流泪了，既然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就应该勇敢地去面对它。不知是那位同学带的头，我们这批战友互相之间都握起手来。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是一列火车上的战友。大家都互相握手，自我介绍。是历史把我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有个穿着绿军装的高瘦男同学带头唱起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大家一起跟着唱，唱了一曲又一曲。抒发着我们革命的热情和对即将奔赴的战场的期待。随后，我默默地注视着车窗外，再见了！上海。再见了！我的故乡。犹如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劲头。

[尤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