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五连　尤顺发

　　　　　　　　　　　　　　　二十一、知青大返城

　　从下乡那年起，就听说有个别特殊的知青当年下乡后就参军走了，然后曲线回城的事情。最早是中央和军队的高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子女调回身边。进入70年代后，上面开始允许知青以招工、病退、困退、顶替、推荐上学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到70年代后期，许多地方的知青出现大规模的抗争，他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进行抗争，强烈要求返城。其中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西双版纳地区的知青抗争最为出名。终于惊动了中央，中央根据当时“拨乱反正”的政策于1978年10月，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回城和就业问题。
　　1979年开始，绝大多数知青按照既定政策陆续返回城市。有部分已在农村结婚落户的知青，为了返城，不得已去办了离婚手续，造成人为的两地分居，甚至最后真的离婚。一些热恋中的知青不得不斩断恋情，各奔东西。根据我们农场统计，1975—1983年期间返城知青达到1966—1976年来场知青人数的93%。1983年统计全场知青人数不足200人。我于1998年知青来场30周年时统计，全场知青不足50人。其中北京知青0人，天津知青1人，上海知青21 人，哈市知青27 人。其他城市知青没有统计在内。
　　我1968年下乡之后，就见到有少数高官子弟通过各种途径返城。我连第一位返城的是1969年5月来到连队的上海知青于沭明和他的姐姐于永生，他们的父亲是华东电力局党委书记。他们是当年10月份就双双参军走了，临走时行李都没有要。据后来于沭明自己讲，参军返城的原委是他姐姐的事。他家兄妹5人，原想只留他姐于永生在家照顾父母，其余的孩子都下乡。因为他姐在学校时就与陶昕有恋情，陶昕和于沭明又是同一批下乡的，因此，于永生瞒着父母亲，跟陶昕一起下乡了。她这一走，家里就等于一个孩子都没有留下。没有人来照顾老人。此事引起他父母的不满，他母亲硬是让他父亲给他的部下打电话，1979年10月，他们家里五个孩子全部参军，海陆空军他们家都全了。随后孩子们陆陆续续都返城了。之后，陶昕，北京知青张健明等也就参军返城了。
　　后来，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时又陆续走了一些。最先被推选上大学的大都是北京知青，那时候，在我们连队北京知青最吃香。首都来的红卫兵，最左、最革命。看他们一个个从骨子里都透出那股皇城根的自豪感。连长、指导员都特别喜欢他们。好些北京知青都担任连队的班排长，王美尔是连队第一任副指导员、冯庆玲是第二任副指导员、鄂文清是二排长、王江萍是三排长、连部大员里也有北京知青。龙秀娟是连队会计、杨敏贤是出钠、蒋家英是卫生员。苗苏菲、张宁、陈丽芳早已调到团部工作。因此，他们是理所当然地先上大学。我连1968年8月第一批下乡的上海知青共有13人，有3人也上学走了。忻定放是推荐到上海科技大学，他从武装连先走的。其后是陈国庆推荐到北京大学，刘一红是1974年被推荐到上海师范大学。工农兵上大学本来是一件好事，但由于名额有限，为了争取到名额，早日脱离农场回城市。个别知青也学习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给农场领导和生产队领导送礼。一些知青给家里写信，让家里邮寄高档香烟，名贵物品来送礼。那些上不了大学的知青，只好用他们父母提前退休，让他们返城回去接替父母的岗位。还有些知青，家中不具备顶替的条件，他们就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搞病退。在医院体检时，往尿杯里滴牛奶，检验为尿蛋白；脊背贴上锡箔，X光透视为肺穿孔；喝典酒能查出胃溃疡……名堂众多。有的女知青实在没有办法走的，就回老家嫁人，曲线回城。更有的女知青为了一纸调令，甚至以身相许。结了婚的知青，通过离婚或一方回城，一方留守农村。或双双回到各自的城市。于是爱情经受考验，或背弃当初的承诺，或假离婚变成真离婚，人生又多了一笔孽债。
　　大批知青返城后，我的心情不好，感到很寂寞，也有点失落。与我最好的几个知青朋友杨兴发，吴汉卿，杨信康，郑钦军等人都陆陆续续离开了农场。特别是吴汉卿从齐齐哈尔给我写来一封长信，告劝我一定要想尽办法回上海。他在信中说：“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你一定要抓住，否则，你就一辈子在北大荒了”。这封信使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又被他激活了。是走还是留？我的思想也争斗很激烈。想要走就得先办离婚手续，然后各奔东西。我回上海，佩芬带孩子回哈尔滨。可是，孩子才不到一岁。她回去后何时能找到工作，孩子怎么照料？我能放心吗？一个好好的家庭就这样拆散？再说，我若要回去，怎么解决住的地方？我家房子小，只有十一平米，我弟弟马上就要结婚了，我父母也得在家里住。1975年回沪探亲时，我召集兄妹四人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会议内容是；父母年事已高，且和我弟在一起住，只要我弟能精心照顾好父母，父母百年后，家里这幢房子就给我弟。我哥已结婚，在外有房子。我妹已到谈婚论嫁的年龄，终归要嫁出去的。所以，此房只有我与弟有一争。我现在宣布，不与弟争，此房归弟所有。我若回沪，自己买房。当时，我哥妹没有争议。那时，我还没有想过要回城。所以，现在想要回沪，哪还有我的一席之地？没有住的地方，也不知何时能找到工作，心里不踏实，我怎么敢回去。如果不回去，那真要在北大荒待一辈子了。就这样认了？好像于心不甘。我俩就算这辈子留在北大荒了，难道孩子也要跟我们一起当一辈子农民。左思右想犹豫不决，那些天真是饭菜无味，寝食难安。佩芬见我情绪不佳，几次问我，我也无从回答。我不想让她替我担忧。但是，还是被她猜中了。从我看了吴汉卿来的信后，我神情恍惚的表现，细心的佩芬早已猜到。她没有想到我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她只好帮住我一起跃过这个坎。她好言相劝，温柔体贴的照顾，使我坚定了不返城的决心。我不想再去冒险了，守住这个家，好好过日子，把我全部的爱献给佩芬，让她无忧无虑地生活，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大，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1975年前后，有些知青陆陆续续以参军、上学、病退、困退、接班顶替等形式曲线返城。鉴于以上情况，团领导殷副政委想在全团树立几个知青扎根边疆不返城的典型，让他们集体写一份扎根边疆志不移的倡议书。当时，殷副政委先找我谈，他想让我这个共青团三十四团团委常委起个带头作用，我说：我不能带这个头，有人要返城有他返城的理由，不想返城的也有他不返城的理由。我是扎根不返城的。但是，我不能因为我不返城了，也要求别人不返城。有些知青的父母年老体弱，需要子女照顾，有些知青在北大荒工作中得了重病，需要回城治疗，他们需要返城，也应该返城。
　　由于大批知青返城后，农场各个生产队突然间就空旷冷落下来，热闹喧华的场面没有了，各行各业的人手严重不足。队里干活的农工少了，拖拉机没有人开了，学校老师走了，学生等着新调来的老师给他们上课呢。医生和护士走了一多半，医院没有医生看病了。生产队的卫生员走了，生产队的干部和大员也走了近半数。农场职工近6000人，知青就有3700多人。知青返城后，农场减员一多半。农场党委一方面，赶紧提拔，调整一批人员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各单位也相应调整人员补充到生产一线急需岗位。另一方面，农场鼓励广大职工回农村老家动员亲朋好友来农场投亲靠友。我们连队从老职工的家乡来了一大批投亲靠友的年轻人。其中王建成就是奔他哥王克明来的，刘建山是刘建海的弟弟，蔡芳海是投他哥蔡芳春的，朱继宽是朱广均的侄儿。男青年大都上了机务排，学开拖拉机。女青年大部在农工班，个别的在后勤工作。那年，我还是五队副指导员，负责连队小学的行政管理。学校原有6名教师，返城时陆续走了4人。他们是上海知青金为国和翟惠民、天津知青刘莉莉、哈市知青侯雁。队领导研究决定从队里高中毕业的年轻人里边招聘。报名的有七、八个人，都是农场刚毕业的高中生。只有一人是我动员来考试的，她是北京知青陈琪。北京女三中的66届初中毕业生。因为她身体不好，为了照顾她的工作，是我动员她来应聘的。她很不自信的说：“我都扔掉十年了，还能拣起来吗”？我当时告诉她，66届老初三学习扎实，北京女三中是北京的重点学校，抓紧复习，还来得及。我负责出题，进行公开考试，择优录取。我是66届老初三毕业的，我只能出初中的题。我先出考试题目，然后我自己现做现答题，我已做完半个钟点了，他们还没有交卷的。陈琪是第一个交卷的。考试成绩在前二名的是陈琪和闫新杰。陈琪果不其然，考的最好。
　　等到1983年，我担任五队队长时，五队只有我和佩芬、蔡维良和胡风珍、钱记华、刘新文6名知青了。乐美霞已调奶粉厂上班，虽然家还在五队，但是，已不算五队的人了。

[尤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