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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录(六)
2016-05-21
作者:五连 尤顺发
十六、入党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早年梦寐以求的愿望。在那个革命的年代里,作为一个积极要求进步,充满革命理想,积极靠拢党组织的知识青年,加入党组织是我实现人生目标的必由之路。
七十年代初期,正是我国政治空气最浓厚,最狂热的年代。“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雷打不动”、“三忠于,四无限”、“忠字舞”。每天除了超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外,一早一晚的政治学习气氛是最浓的。早晨6点,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声,有线广播喇叭开始了三十四团广播站的第一次播音。当天如有最新的毛主席最高指示,那么早上的“天天读”必是先听广播中的毛主席最新指示。然后,各班组组织讨论,大家纷纷表忠心,献爱心。结合“抓革命,促生产”谈体会、谈感受。重要的毛主席最新指示由中央向下层层打招呼,然后大家半夜起来,统一集合到大食堂里,等着倾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大新闻。我清楚地记得,全国四届人大召开的新闻就是张成福连长半夜吹哨,全连紧急结合,在场院大凉棚里,坐在建房用的檩条上收听的。一直听到早晨四点。全连指战员无比兴奋。为了以实际行动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我和王英模、齐道明三人,听完广播后,就到保养间保养机车。给拖拉机烧水、加水、加油。天微微亮,车长刘正顺就率领全车组人员开着拖拉机下地,顶着冻茬抢播小麦。晚上干了一天活的兵团战士还要到大食堂(兼会议室)里开会。听指导员杨福康摆龙门阵。那时候晚上开会大多是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求是”、“奋斗”杂志评论员文章。老杨头每次唸一段还要展开讲一会,有时一讲就走题。劳累一天的人们又有几个人在听他讲话。大家都闭目养神,有的人干脆打起呼噜来。我就是找一个黑暗的角落,靠墙边能半坐半靠的位子,闭起眼睛听他瞎摆呼。有时也能昏睡过去。好在我不打呼噜,每次开会,总有几个人因呼噜声太响被老杨头叫醒。当然,除了困还有很多蚊子,小咬,牛虻,这是它们吸血的最好时机。我最怕蚊子和牛虻咬了,叮上一口就肿起一个大包,痒的受不了,一个星期都退不下去。它能隔着衣服咬你,我的胳膊和大腿上到处是被挠破的疤痕。
随着下乡的时间长了,我们和贫下中农也逐渐打成了一片。晚上只要没有开会,学习。宿舍里一些知青就会三五成群地到老职工家去串门。他们大多是到和自己一个班,一个排的的老职工家里去。一些特别热情的老职工家,知青去的人就多些。连队文艺宣传队队长刘增凡家、马号班的罗明山家、事务长杨德廉家,每晚都聚的满满的,有十多人。有时一晚上来几拨人,来一拨人又走一拨人。像走马灯似的。农工班的压缩机谭万金班长家、猪号班的闫振海班长家、菜组的吴开金班长家、木工房杨端生家、机务排的刘正顺、孟发岭、李学亭、冯光荣车长家,都是知青常去串门的地方。那时候连队文化生活单调,没有图书馆,没有棋牌室。文体活动也少有安排。几个月能看一次电影。难得有一个休息天,知青们除了在宿舍聊天、打扑克,大部分人都出去串门了。有的还能顺便噌顿饭吃。我也常去肖大爷和杨端生家里。老杨是木工房的班长,我在检修康拜因时,与木工房多有打交道。一些木制配件需要木工房制作,如帆布输送带,喂入链,颗粒输送带上的木条,木翻轮板,有些铁轴用的木瓦,都靠木工房制作。老杨是木工房的班长,是老党员,湖南人。他比较开朗健谈,工作认真、事业心强、人正直,有看不惯的事,他爱管。
他很关心和爱护我们知青的成长,平时他经常启发我们要有上进性,要向组织靠拢,要努力工作,刻苦学习,钻研技术。他也很关心我们的生活,经常弄一些好吃的,让我们去他家改善一下伙食。一到休息天,他就到小黑河,穆棱河去打鱼、捞泥鳅、摸蛤蜊或在家做熏肉。然后,叫上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般有我、冯国樑、陈雁影、王龙生和杨春仁等。他对我们几个知青要求很严格。他经常找我们谈心,要我们积极靠拢党组织。在他多次的教育和启发下,我逐步对加入党的组织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1972年春天,我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让老杨替我转交党支部。后来,党支部分工由机务排长郭恒生和101车长李学庭两人作为我的入党培养人。他们俩代表党支部正规正距地找我谈了一次话。首先肯定了我的优点:政治上要求进步,能积极参加连队组织的各项活动。工作上能积极肯干、吃苦耐劳、钻研技术、能团结同志、热心帮助他人、生活上艰苦朴素、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然后要求我端正入党动机,以党员的八条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鼓励我认真学习党的知识,用实际行动先从思想上入党。老郭还给了我一本党章,并对我提了几点希望。我也表示了我的入党决心,希望组织上经常帮助和监督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就等于给自己带上了紧箍咒。从那天起,我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各项政治活动我都积极参加,在斗私批修会议上我联系实际,积极发言。在机务排里,各项工作我都能起带头作用。连队四台康拜因,我的那台苏式ck—3型是使用年限最老的机械,机械状况也最差。但是,由于我的精心维修,保养。无论是麦收,秋收,我这台车的工作效率最佳。完成作业量敢和新进的自走式东风收割机比肩。党支部已把我列为1973年发展的入党积极分子。两位培养人对我的考察也很满意。
但天有不测风云,我们知青的一次小聚会,把我的入党推迟了一年。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73年9月初,麦收结束后不久,我们正在对康拜因进行秋收前的维护和保养。那时维修的工作量不大,工作也不紧张。上海知青杨信康也是一位康拜因车长,他是1969年下乡的。刚开始在马号班喂马,大家叫他马夫。1971年春天调机务排,在王克明的车上当助手。1973年提升为康拜因车长。平时他喜欢打鱼摸虾。那几天正赶上小黑河涨水,他下了一个叉四的丝挂子。早晨溜网发现挂了二十几条鲫鱼和鲤鱼,大的有一斤多,小的也有半斤。照例,我们机务排的几个知青又有口福了。大家商定晚上在木工房聚餐。下班后,大家从食堂买来饭菜都拿到木工房。房前用三块砖立一个锅灶,上边放上一个大脸盆,河水煮河鱼,放点盐和葱姜,味道极其鲜美。我们十来个上海、北京、哈尔滨知青放开肚皮,吃了个肠肥肚圆。边吃边聊真开心。哪知此等好事正好被材料员冯光荣看见。第二天,他就告发到指导员那里。说我们几个搞小团体主义。连队五湖四海的人我都交结,从来没有想过要搞什么小团体主义。什么上海帮,知青帮,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哪像他们热衷于什么山东帮、河南帮的。五连山东,河南的老乡观念很强,他们才是真正的小团体主义。这老家伙看我们热闹,他嫉妒什么呀?后来,在讨论发展我入党的支部会上,他又拿这个事向党支部证明我搞小团体主义。此后,郭排长找我谈话,要我注意影响。一顿聚餐而已,我笑纳了。不过,以后我们就改在宿舍聚餐,减少影响。
没有想到一顿聚餐影响了我的入党,一年以后,1974年10月1日,我正式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五连最年青的共产党员。
十六、入党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早年梦寐以求的愿望。在那个革命的年代里,作为一个积极要求进步,充满革命理想,积极靠拢党组织的知识青年,加入党组织是我实现人生目标的必由之路。
七十年代初期,正是我国政治空气最浓厚,最狂热的年代。“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雷打不动”、“三忠于,四无限”、“忠字舞”。每天除了超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外,一早一晚的政治学习气氛是最浓的。早晨6点,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声,有线广播喇叭开始了三十四团广播站的第一次播音。当天如有最新的毛主席最高指示,那么早上的“天天读”必是先听广播中的毛主席最新指示。然后,各班组组织讨论,大家纷纷表忠心,献爱心。结合“抓革命,促生产”谈体会、谈感受。重要的毛主席最新指示由中央向下层层打招呼,然后大家半夜起来,统一集合到大食堂里,等着倾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大新闻。我清楚地记得,全国四届人大召开的新闻就是张成福连长半夜吹哨,全连紧急结合,在场院大凉棚里,坐在建房用的檩条上收听的。一直听到早晨四点。全连指战员无比兴奋。为了以实际行动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我和王英模、齐道明三人,听完广播后,就到保养间保养机车。给拖拉机烧水、加水、加油。天微微亮,车长刘正顺就率领全车组人员开着拖拉机下地,顶着冻茬抢播小麦。晚上干了一天活的兵团战士还要到大食堂(兼会议室)里开会。听指导员杨福康摆龙门阵。那时候晚上开会大多是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求是”、“奋斗”杂志评论员文章。老杨头每次唸一段还要展开讲一会,有时一讲就走题。劳累一天的人们又有几个人在听他讲话。大家都闭目养神,有的人干脆打起呼噜来。我就是找一个黑暗的角落,靠墙边能半坐半靠的位子,闭起眼睛听他瞎摆呼。有时也能昏睡过去。好在我不打呼噜,每次开会,总有几个人因呼噜声太响被老杨头叫醒。当然,除了困还有很多蚊子,小咬,牛虻,这是它们吸血的最好时机。我最怕蚊子和牛虻咬了,叮上一口就肿起一个大包,痒的受不了,一个星期都退不下去。它能隔着衣服咬你,我的胳膊和大腿上到处是被挠破的疤痕。
随着下乡的时间长了,我们和贫下中农也逐渐打成了一片。晚上只要没有开会,学习。宿舍里一些知青就会三五成群地到老职工家去串门。他们大多是到和自己一个班,一个排的的老职工家里去。一些特别热情的老职工家,知青去的人就多些。连队文艺宣传队队长刘增凡家、马号班的罗明山家、事务长杨德廉家,每晚都聚的满满的,有十多人。有时一晚上来几拨人,来一拨人又走一拨人。像走马灯似的。农工班的压缩机谭万金班长家、猪号班的闫振海班长家、菜组的吴开金班长家、木工房杨端生家、机务排的刘正顺、孟发岭、李学亭、冯光荣车长家,都是知青常去串门的地方。那时候连队文化生活单调,没有图书馆,没有棋牌室。文体活动也少有安排。几个月能看一次电影。难得有一个休息天,知青们除了在宿舍聊天、打扑克,大部分人都出去串门了。有的还能顺便噌顿饭吃。我也常去肖大爷和杨端生家里。老杨是木工房的班长,我在检修康拜因时,与木工房多有打交道。一些木制配件需要木工房制作,如帆布输送带,喂入链,颗粒输送带上的木条,木翻轮板,有些铁轴用的木瓦,都靠木工房制作。老杨是木工房的班长,是老党员,湖南人。他比较开朗健谈,工作认真、事业心强、人正直,有看不惯的事,他爱管。
他很关心和爱护我们知青的成长,平时他经常启发我们要有上进性,要向组织靠拢,要努力工作,刻苦学习,钻研技术。他也很关心我们的生活,经常弄一些好吃的,让我们去他家改善一下伙食。一到休息天,他就到小黑河,穆棱河去打鱼、捞泥鳅、摸蛤蜊或在家做熏肉。然后,叫上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般有我、冯国樑、陈雁影、王龙生和杨春仁等。他对我们几个知青要求很严格。他经常找我们谈心,要我们积极靠拢党组织。在他多次的教育和启发下,我逐步对加入党的组织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1972年春天,我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让老杨替我转交党支部。后来,党支部分工由机务排长郭恒生和101车长李学庭两人作为我的入党培养人。他们俩代表党支部正规正距地找我谈了一次话。首先肯定了我的优点:政治上要求进步,能积极参加连队组织的各项活动。工作上能积极肯干、吃苦耐劳、钻研技术、能团结同志、热心帮助他人、生活上艰苦朴素、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然后要求我端正入党动机,以党员的八条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鼓励我认真学习党的知识,用实际行动先从思想上入党。老郭还给了我一本党章,并对我提了几点希望。我也表示了我的入党决心,希望组织上经常帮助和监督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就等于给自己带上了紧箍咒。从那天起,我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各项政治活动我都积极参加,在斗私批修会议上我联系实际,积极发言。在机务排里,各项工作我都能起带头作用。连队四台康拜因,我的那台苏式ck—3型是使用年限最老的机械,机械状况也最差。但是,由于我的精心维修,保养。无论是麦收,秋收,我这台车的工作效率最佳。完成作业量敢和新进的自走式东风收割机比肩。党支部已把我列为1973年发展的入党积极分子。两位培养人对我的考察也很满意。
但天有不测风云,我们知青的一次小聚会,把我的入党推迟了一年。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73年9月初,麦收结束后不久,我们正在对康拜因进行秋收前的维护和保养。那时维修的工作量不大,工作也不紧张。上海知青杨信康也是一位康拜因车长,他是1969年下乡的。刚开始在马号班喂马,大家叫他马夫。1971年春天调机务排,在王克明的车上当助手。1973年提升为康拜因车长。平时他喜欢打鱼摸虾。那几天正赶上小黑河涨水,他下了一个叉四的丝挂子。早晨溜网发现挂了二十几条鲫鱼和鲤鱼,大的有一斤多,小的也有半斤。照例,我们机务排的几个知青又有口福了。大家商定晚上在木工房聚餐。下班后,大家从食堂买来饭菜都拿到木工房。房前用三块砖立一个锅灶,上边放上一个大脸盆,河水煮河鱼,放点盐和葱姜,味道极其鲜美。我们十来个上海、北京、哈尔滨知青放开肚皮,吃了个肠肥肚圆。边吃边聊真开心。哪知此等好事正好被材料员冯光荣看见。第二天,他就告发到指导员那里。说我们几个搞小团体主义。连队五湖四海的人我都交结,从来没有想过要搞什么小团体主义。什么上海帮,知青帮,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哪像他们热衷于什么山东帮、河南帮的。五连山东,河南的老乡观念很强,他们才是真正的小团体主义。这老家伙看我们热闹,他嫉妒什么呀?后来,在讨论发展我入党的支部会上,他又拿这个事向党支部证明我搞小团体主义。此后,郭排长找我谈话,要我注意影响。一顿聚餐而已,我笑纳了。不过,以后我们就改在宿舍聚餐,减少影响。
没有想到一顿聚餐影响了我的入党,一年以后,1974年10月1日,我正式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五连最年青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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