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八五八农场老兵　陈光伟

　　　　　　　　　　　　　　　“饿不着”

　　在我的记忆里，八五八农场最苦最累的活是冬季排水——在冻土上开沟。早些年，冬季农闲就搞人海战术干这活。我的棉袄上总系一根草绳防风。贴身在胸口揣着两个窝窝头，防冻，是午餐。八五八农场一带，黑土一般只有30公分左右，倒是易碎，可底下就是白浆土了。上冻后，8斤重的大镐，尖的一头砸下去，只能显示小指盖大小的白点点。必须要在同一点上准确地一连抡敲四五下，才能掉下几斤或十来斤的冻土块。沟约一米多深，一人分一段，当天得完成。没法磨洋工，也没人敢。当时十八连有个修鞋的小年轻，据说是就因在山上伐木时怕冷偷闲，才冻掉了脚趾，后来只好每天坐着修鞋了。抡钐镰收割马草也是极累人的，但却是秋天干的活。若不是好几个人排开阵势你追我赶，也不难放慢点喘喘气。在我看来，当年排水的那种劳动强度，比后来上海马路上所见的挖沟，足足要高出一倍有余。
　　说起上海马路上挖沟，是我回上海后看到的事情。
　　1983年10月，我偕老伴刘玉英从农场回到上海，挤在父母亲处。
　　那时，上海落不进户口，暂落在祖籍浙江嘉善。没粮票。农场负债累累，时常一连几个月不给离退休金，欠着；医药费更是多年分文未报。在场里可以凭欠款小本得到粮油，离开农场的则毫无办法。
　　虽然狼狈不堪，但我很快安下心来了，明白“饿不着”。
　　那时节，报上有人调侃说，但凡马路，都该安上拉链。讽刺上海马路不时因水或煤气管道调整或修复而开沟。街上，常见一些人抡镐执锹，穿着长筒水靴，在一米来深的沟里干活。这些人多从外地来，上海本地人是不干这种活的。我心里捉摸，在上海，这大概就是最苦最累的活了吧，但比我在农场干过的活还差一大截哩！
　　我那时55岁刚过，体力尚可。附带说几句，当时的“尊容”和沟里的哥们儿也相差无几。一次因父亲的事，拟去财经大学联系。相识的一位该校退休工人对我说：“大门怕不让你进，人家一看你就不是上海人。”58年刚到北大荒，见过未迁完的劳改犯人，一个个脸上黑里泛红。后来自己经风吹日晒，变得也差不多那模样。虽然后来几年脱离了体力劳动，去农场一中当教师，从校长的岗位离休，但仍难完全脱胎换骨。我皮肤天生就黑，回上海很多年后，别人才不把我当外来人。所以，当时如去挖沟，也真的能和那些工人干在一起。
　　1958年以前，我确实是“五谷不分”。但25年中，农场里外的许多活我几乎都干过，除农田活外，抡过钐镰，采过石，挖过沙，会打眼放炮。较拿手的是扛麻包——装满粮食的麻包，有过好几年的历练。平地上短途搬运，不消别人发肩，自己能用右手勾起安在后腰的臀部上端。拉大杠榨豆油也干过年许。当班时要轮流顺带烧锅，豆房的温度和出油率正相关。班里有个干事麻利的小伙，绰号叫“歪歪”，常把室温烧到40oC。我有时也能达到39oC。
　　从农场走出来，我还有什么好怕的!
　　然而，我终于没在上海挖马路。因为不久，街道就找我去协助搞老龄工作了，自己还抽空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不少翻译文稿，星期天给中学生补补课。艰难的几年也就过去了。
经过八五八农场的这一段经历，我想，应当算得上基本具备劳动者的素质了吧。但也有走麦城的方面。那些年中，凡力气活，我总能地完成。但讲技巧的，我往往就显得笨手笨脚了。如在粮库扛麻袋，通常要扛着解开口直竖在肩上的粮袋，登跳板，上粮囤子倾倒。每次倒袋我总需要两手抱着。眼看有人却只消捏着脖子边的袋角，肩头稍颤，倒尽一、二百斤粮，仿佛手上只消用三四斤力量，一如拳术上的四两拨千斤，一直羡慕极了。然而，几年下来，始终学不会。半途修行的，终有鲜明的破绽。

　　　　　　　　　　　　　　　　四两八钱

　　“四两八钱”，那是1960年，某阶段八五八农场职工每天每人的粮食定量。月定量也就15斤，较之有的大城市，似乎少不了多少。然而，凡八五八农场的老人们，至今仍然谈虎色变。那时，大人个个面黄肌瘦，小孩日夜哭哭啼啼，饿死人根本算不上新闻。我想，或许和几乎完全没有副食品有关。此外，在“北风那个吹”的环境下，卡路里燃烧起来自然加快，于是就更惨了。
　　风传的顺口溜是：“XX吹牛皮，XXX坐飞机，坑了小农工，欺骗毛主席。”在那年头，边境农场书记能坐飞机上北京，可不是闹着玩的。浮夸得大大离了谱，到上缴粮时，便只好要职工挤压肚皮了。那时，一边饿死人，另一边生产队仓库里还储存着备耕用的大豆、小麦。就在基建队食堂边的小屋里，也长期锁着两大袋大豆。据我所知，治安上难得有什么坏消息。但我至今不解的是，基建队单身宿舍里，小年轻们枕边几乎全有一只上了锁的小木盒。我也曾不止一次受益，得到丁点生大豆填填饥肠。虽然大小也算个领导，但我知趣地从未打听过小木盒里粮食的来路。
　　为了肚皮，和后来当八五八副场长的老范头顶过一回牛。那次，我和十来个小年轻在基建队北面三、四里处豆地里拾豆子。顺着原来的豆垄，拨开积雪，寻找收割后残秸上尚存的豆粒。运气好时，一、两小时或能拾到半斤多。那次，正值老范头和另几个人路过，要找干部，不许拾。当时，他是北大通分场场长，那块地归他们管。我心想，这事又不算犯法，他又管不着我，就和他顶了一通。他只好拉倒。老范头大度，往后不少年中，不仅没给我小鞋穿，还好心帮过我忙。
　　有一次，记得我们还到了马厩附近，如发现马粪堆上有玉米粒也是蛮高兴的。
　　我平时饭量就大，吃不饱饭，时间不长，就严重浮肿了。全身乏力，没法工作了，和基建科的一位技术员同住在一间十来平方的小屋里养病。那时，经人介绍，刚结识了后来的老伴刘玉英不久。她在四队当炊事班长，是个机车的政治组长。病前，我去看过她几次，她给过我一小片自己留着的豆饼。每次去看她多在下班后的黄昏，为防狼，腰里总别一把小利斧。她每天要把食堂收拾干净后，才能到一位老职工家和我聊聊。我每次回基建队总摸黑。认识时间也就一个来月，两人便都对对方有了感情。她见我浮肿，主动提出愿意放弃当时人人都羡慕的炊事员职务和我结婚，然后调到基建队好好照顾我的病。我们临时草草找了一间废弃的小屋做婚房。事先没发现火墙堵塞，住了一晚上，两人眼睛都被烟熏得睁不开了。当时居然也就这样过来了。
　　接着，5角钱买了一张炕桌，另买了水桶、锅和几只菜碗，便算成了家。她来时用一块包袱布包着所有的衣物，其中有一块红花被面。我有一只重庆带去的樟木箱，里面多是些旧军服。这些就是我们结婚的全部家当。
　　有她照顾后，我果然好了不少。她每餐都把自己份内的稀粥分些给我。一次她出去割柴，从林子里拾得半只野鸡。想是老鹰叨剩下的。回家煮熟了叫我吃，至今都记得好香。
　　春耕开始了，基建队必得抽人支援。队长离不开。副职就我一个。
　　因为仍在养病，只好言明我不在名额内，只带队管理。连队春播时伙食要好得多，每天午餐时每人还多给一小碗煮熟的大豆。渐渐地，有时我也能参加播种了，曾不时把豆种塞点进嘴里。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真不假。有了吃的，不到半月，我的身体就完全复原了。
　　那一阵子，死去或严重浮肿的多为男性。基建队的施工员，是个魁梧的中年汉子，便是死得较早的一个。
　　玉英婚后吃的比我少得多，却一直挺过来了。春播一过，她种了些早熟的土豆。挨饿的日子终结了。

　　　　　　　　　　　　　　　　　　全家在北大荒

[陈光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