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八五八农场老兵　陈光伟

　　　　　　　　　　　　　　　　　　心 扉

　　反右经七斗八斗，心里承认有错。有时几个人一起谈论党内的一些消极面，仿佛一团漆黑，确实存在以偏概全，一如别人批评的“见树木不见森林”。找根源时，承认和从小到大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有关。
　　到北大荒，分在八五八农场，立意脱胎换骨，持身很严，认为应该投身工农群众中，积极劳动。如60年代当上了总库主任，常年参加劳动，顶得上一个货真价实的搬运工，而且乐此不疲。一次参观地方粮库，见50多岁的搬运工仍在上跳板入囤；第一个反应便是想到，按自己当时的身体，到那岁数也一样干得下来。
　　在基建队时，曾领着几个人在二三十里外的庆丰山上挖青石板。成天跟着一起上班下班、打眼、放炮、抬石板，劳动强度高，吃住条件都很差，但我也一直坚持下来了。工作劳累，想吃油腻，于是，一次大家拼伙买了块猪肉，一多半是肥的，合每人一斤。煮熟后分开，一顿便吃得碗底朝天。住的条件也很差，夜里大家都挤在两个大坑上。有个老丁，山东刚来，下身除了身上的一条棉裤外，别无长物。一旦感到虱子太多了时，便弄点六六粉撒在裤子上，拍打拍打再穿。大伙没有一个身上不长虱子的。惯了，也就行若无事了。
　　那一伙人中有两人也自山东刚来，是投奔场长来的，或许是远亲。回场后，曾在场长面前啧啧称赞，说我这好那好，不像表面看上去戴着眼镜，书生气十足的那样。场长记住了。过了一年多，农场成立总库，便要用我。他是雇农出身，战争年代，从普通战士升到了连长，长得也威猛，乍看老是瞪着眼似的。办事谈话都干脆，不大理会清规戒律。书记一贯谨慎，大约有时也违心顺从他了。我那时在房产科当管理员，便升了总库主任。讲明科级，成了场里独一无二的非党员中层干部。自然少不了背后有议论的。摆过了自己表现好的地方，接着就想要抖抖多年中心底里厚重的积淀。
　　反右斗争中我虽然认了错，私下里也还有其它想法，认为错是错了，却算不上“右”！原先还说是“资产阶级右派”，就更离谱了。想来想去，虽然说过受批判的那些话，但出发点是为共产党好。我解放前就向往共产党，对国民党深恶痛绝，怎么就比一般资产阶级分子还要坏了呢？
　　对长期背着的历史包袱怨气更大，认为组织上太片面。我想毛主席早就说过：对干部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话尽人皆知，实践中却完全成了另一码事。我参加过三青团，那是抗日战争中的事，国共正在合作，且不说我从未干过坏事，一进大学，很快便主动撇清了关系，站到了三青团和国民党的对立面。想不到解放后，竟长期在三青团分队长问题上纠缠得没完没了，有时竟担心被划成“历史反革命”！
　　直到四人帮倒台不久，组织上为我恢复了党籍为止，二十多年中，我实际上一直怀着小媳妇心情；就像小说中讲的，胸口揣着只小兔，不时提心吊胆，生怕一旦灾祸临头。持这种心情，论时间应是从反右运动前，54年预备期满开始的。当时未被批准按时转正，被告知，外调从敌伪档案中查出，高中时曾担任三青团分队长，未交待。我顿时像挨了一闷棍，眼前直冒金花。再三回忆，以往从不曾刻意隐瞒什么，因为从心底里一直自以为参军前的历史蛮值得赞许。但，参军前交待历史时，确实只说了高二时集体参加三青团，并即参加了分队长训练班。训练班地点离学校对面小巷子深处不远，讲课人有县党部书记长郑冠岺（我记得这名字，因为当时流传着他的丑闻；他的儿子是我的同学）。后来，参加过两、三次县里在体育场召开的大会，戴着肩章。此外，在校里开过几次十来个人的小会，似乎并未说是不是自己主持召开的。
当时确实没明确说我当了分队长。那时自己是活跃分子，长期当学生会的学习部长，在班里一直担任副班长之类，分队长则从未放在心上。这时组织上一认真，惶恐起来，认识到已经说不清道不明了。在那前后，又见了“惩治反革命条例”，知道弄得不好划进杠里，就成了反动党团骨干，那是灭顶之灾啊！这件事一直拖着，直到反右斗争被开除党籍。
　　这个历史包袱一直带到八五八农场，随着时间推移，又经历些事，变得越来越沉重了。
　　一次，黑龙江有些县市的林业部门来调干部。要的人不少，找我谈过，说明要了。后来却没有调成。农场书记告诉我，是因为“历史复杂”。
　　农场曾组织人手防洪修堤，又曾派百余干部在冬季农闲时到牡丹江市的一个林场挖沙，我都有份。若论来农场前的军衔，像我那样的全场已没几个，却连班长也不叫当。不由得令人疑心农场对我是何看法。
　　又一次，有位在场部机关工作的同志到我家，暗暗告诉：农场又将搞“清理队伍”之类的运动，听说重点是我和他两人。我知道他曾当过国民党低级军官。还好，过后倒并没有什么动静。但当时真是紧张了一阵。
　　若上溯得更早些，我是1949年6月考入二野军大参军的。预科半年，结业后同一些人一起转到政治教员训练班，各人自带档案去报到。档案袋未封口，半途上大家便私下打开看了。我的鉴定里写了不少优点，可是末尾有“可疑分子”四个字。当时顿觉天旋地转。但除了闷在心里，又能怎样呢？1953年一次外调后，我被吸收入党了，那件事也就被置于脑后了。我想我的经历也算得上是“历经劫数”了，直到近三十年后，总算是“一身轻”了。有人说是“抖尽灰尘”，我想姑且算是一场噩梦吧。终于梦醒，太平无事，日子美好。只是一生短暂，经历的磨难期毕竟太长了些。
　　恢复党籍的那一阵，一个月左右，我的体重增长了15斤。没多吃什么，只是思想包袱没有了，“心花怒放”的缘故。
　　这处软肋，曾长期自觉或不自觉地支配着我的思想、言行。除了伤害自己的心情外，也说了些违心的话，做了些违心的事。回沪后最感到内疚的是，文革中有一次十八连（或副业队）有些人闲着没事，竟揪斗起农场蒋书记来，我是陪斗的一员。挨到我“揭发”，想不出内容，便把自己升到总库的事，硬说是他有意“使用坏人”。其实，我明知这是场长的主意。蒋书记是我十分尊敬的领导，曾想托人表达我的歉意，但前些年听说他已辞世，心中不免惆怅。
　　在有些场合，我总是竭力表现“左”些。如搬运工中有一位能力强表现也好的同志，我却因为他成份不好，而不敢用他当班长。自己身受着极左路线的伤害，同时却用极左路线伤害着别人。这件事也一直梗在心头。
　　国家大事上，自己总是勉力紧跟。很多次，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又一次错了。那阶段，好像没跟对过什么，直到林彪事件发生。早时自己往往有些自信，渐渐全部泯灭了。
　　在农场的见闻，有些也被引作前车之鉴，觉得做人还是低调些好。文革初期，自杀的干部不少。最早大家听说的是一位副场长，听说曾是军委总参的高官，自杀前是八五八实际上的大当家。农忙起来，每晨要作广播讲话，一杆子插到农工，条分缕析，一讲往往一两个小时。传说晚上写检查，半途中用刀片割开了颈侧的一根动脉，斜躺在椅子上平静地死去了。那时都没见过间谍片，听到说如此方便又安静地便能自杀，觉得倒也新鲜。接着是修配厂一位副厂长，原先的军衔，在农场算高的，有名的能人，说起来也是一套一套的。我当时觉得似乎都是些趾高气扬、只能批评别人、自己却丝毫甩不下脸的人物。回想反右运动中，自己也曾因想不开，而险些一命呜呼，当时也正一帆风顺。相反，发现有人一贯低调，明明该坐在主席台上，却总在一边递茶送水。多年里，倒霉的事，倒沾不大上。总能过着太平日子。
　　离场返沪后，就和有些旧友恢复了联系，收到一本江西省政协出的“南昌市工人学生运动史”，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大学毕业回江苏江都的史养吾同学又来信告诉说，南昌的历史博物馆里保存着解放前国民党特刑庭的一份将追捕的黑名单，上面有他、我和另一同学三人的名字。我顿时无限欣慰，不禁又有怨气，不该长期受着委屈。但再一想，别说自己当时并未入党，曾经在自己刚上大学，政治上还懵懵懂懂时，引导我走向正确道路的两位同学林元策、陈培南，虽然未几都成了地下党员，解放后的经历也都不平坦。陈培南还在狱中被关多年，后虽平反，子女都大受连累。大学同寝室的其他两同学，一人早不在了，另一人的经历也还不如我。认识到一切都是时代的悲剧，也用不着怨天尤人。且喜往事早已落幕，好好珍惜并享受美好的当下及未来吧！

　　　　　　　　　　　　　　　　　　生产队长

　　对农场阶段的劳动和早期生活概况，记得较清晰的，我大体都写了。曾打算就此打住，结果发现，至少有个说法还得纠正。
　　我曾对十八连知青薛克建说，早期的生产队长和指导员几乎全都去世了，累死的。这话薛克建同志已写在回忆文章中。近日，我核实了一下，发现错了。在农场的王弗屈同志告诉我：58年建场至68年成立生产建设兵团约10年间，共有几十位队长和指导员，目前尚有6人在世（包括非农业生产队的主管）。我粗率失言，与事实不符，深感遗憾！
　　他们是最最劳累的一群人；既在体力方面，也在脑力方面。他们终日奔走或劳作在全队通常达万亩以上的各个地块，晚间要收集情况，翌晨往往还会在职工分别出发前，守候在通道上，另做具体安排或检查。
　　那时节，全场上下还未熟悉当地的地形条件和气候特点，还未推行水稻耕作，在旱涝频繁，经年歉收的情况下，他们承担着照料全队以及每个职工在生活、经济、社会等一切方面的重荷，饱受煎熬。他们全是转业军官，当大陆的敌人被消灭后，脱下军装，在“党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的坚定信念指引下，来到北大荒，踏上了国家农业建设的新岗位。胸无杂念地担当了战天斗地的一线指挥员，白手起家，忘我地继续发挥着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他们的所作所为，影响着稍后大批来场的支边青年以及后来的大城市知青，形成了那个阶段全场主流的思想作风。
　　在我的记忆里，最早去世的是北片的老吴头。大约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当时听说是在晚饭后猝发心脏病。他的女儿是医务人员，后悔没有关心父亲的健康，因而家中未准备速效救心丸。按说严重的心血管病，平时必有征兆。显然，若早日防备，老吴头不至于早逝。然而，当时大家习惯上只是“活着就要拼命干”，没人听说过什么“养生保健”！
　　农场的机务队伍，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丰功伟绩。曾不时听说，出车开荒的机车手，由于送饭的人找不到地方，会饿一天。回来才能吃上饭。两、三年前，听离场时的机务科高科长的女儿说，父亲已去世多年。我很难想象，那个脸庞微黑，大眼睛，精壮的中等个，比我总要小十多岁吧，怎么已经不在人世了呢？我只好猜想，或许和他的拖拉机手出身有关了。
我曾在基建队当过副队长，上文也提到过。那是在1962年前，干了二、三年。同时间先后三任队长都不在了。我只分工后勤，比他们轻松得多，惭愧。
　　但在农场的那二十多年，我总体上问心无愧。回上海后，常见薛克建同志，他说，对于贡献给北大荒的青春岁月，他无怨无悔。我也是。因为我始终是一心一意的，也贡献出了自己所有的力量。还曾做好了终生扎根边疆的思想准备。只是，80年代起，老伴犯过敏性哮喘，两三年中三次休克住院急救，无法适应高寒地区的生活。又值农垦系统下了科级以上55岁一刀切的新规定，才离开了农场。

[陈光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