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八五八农场老兵　陈光伟

　　　　　　　　　　　　　　　　“大荒”

　　对于一直生活在城市中的我来说，到了八五八农场，简直是“别有洞天”。
十万官兵去北大荒前，在部队听动员，印象极深的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觉得真是新鲜事，新鲜极了。
　　说得是有些夸大，但倒并非无中生有。加之人多了，越来越多的荒野变成了良田，狍子之类便渐渐难有立锥之地了。
　　八五八农场北部有一片丘陵和小山，后来归了十六连。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那里的老住户便对我讲起过往年冬天打狍子的故事。的确是用的“棒子”。
　　我只是吃过狍子肉，觉得远不如猪肉鲜美；用狍子皮铺过炕，容易掉毛，不如狗皮。也没有用瓢舀鱼的经历，但用锅盖大小的小网，也在小水泡子边上捞过鱼。那次，跟着营管部去的两三位年轻同志，一两个小时，捞了两个大半水桶鲜活的鲫鱼。只是，他们在水里撒了能使鱼晕迷的药粉。
　　有两三位同志和我在重庆时原属同一个大单位，都是总后勤办事处的。到了八五八农场又都分到了基建队，都单身，很快便混在一起了。他们擅长搞吃的。一次，弄了不少鱼下水，那鲜味至今都难忘。到北大荒，他们是有备而来的。那天，我跟着直奔一个踩过点的小水泡，他们掏出了准备好的粉剂，放到水里一些，不一会，不少鱼儿便浮出水面，沿着岸边打转。几个人各执一端系着小网的杆子，忙个不停，一个个笑逐颜开。
　　至于野鸡，除了玉英出去割柴拾到过半只之外，一次居然有一只飞进了我家家门。两人措手不及，野鸡又飞走了。
　　东北各种野物不少。野兔最常见，只要进林子里割柴草，几乎每次都见得到。黄鼠狼偷鸡是常事。林子里水泡子边不时能见到水耗子，身上沾着水珠，亮晶晶的。农场到虎林县城公路边的空旷的草地上，还常能见到红狐狸。因距离不止一百米，它们似乎也不怕人和车辆。
　　我经历过两次和野狼短距离对峙的境遇。当时年轻，手里又有镰刀或斧头，倒也并不怎么害怕。只是另有一次却真受到群狼包围，颇感危险。那次，我带了两挂大车，共4、5个人到远处打马草，准备冬天的饲料。一天下午，在一个小土包上，发现了动物的洞穴。几个人围着掏，把洞里4个狼崽子打死了。入夜，四面八方狼嚎，真不知有多少狼。还能看到二十来米外，狼的眼睛闪闪发光。我们事先有些提防，在用毡布临时搭起的帐篷外，生了一大堆火，在马群前面，单独拴着那头壮硕的驾辕大牛。传说狼怕火还怕牛，后者不知是真是假。几个人挤着睡，提心吊胆。总算挨到了天亮。白天又钐了些马草，午后不久就收拾好东西打道回府了。那时，虎林县鼓励灭狼，只要交狼尾巴，就能领赏。天热，我们带着死狼崽，半途已有臭味。当时到虎林交通不方便，大家不愿麻烦，就把死狼崽挂在了路边的树上。后来听说有狼常在那一带逡巡。只要近黄昏，就没人敢行走了。
　　去八五八农场，吃到的鱼真不少。农场有两个打渔队。外运交通不方便，又没有冷藏设备，只要冬天一过，只好用大车拉着就近推销。在很长一个阶段，不论品种，每斤一律8分钱。大家最爱吃的是鲤鱼，十多斤的不要，要三、四斤的。有时拉到基建队时，有的已经变味了，但由于平时吃不上猪肉，能买到鱼，纵然有点变味，洗洗烧烧照吃不误。倒也没有听说有人把肚子吃坏的。
　　有一阵子，不时拉来名贵的大马哈鱼，后来又不大见了。传说是因为苏联人在上游安了电网的关系。
　　那时甲鱼也是8分钱一斤。直到有一次农垦部长王震到垦区视察，来了八五八农场，此后便难见甲鱼的踪影了，传说是它特别受到了王震赞赏所致。
　　大片林地、众多的江河和穿插交错的溪流、沼泽地，我至今记忆犹新。名副其实的“大荒”。我到现在都喜欢呆在树林里，特别是树大人少的林子，如上海共青森林公园。玉英生前曾说我：“北大荒那么多林子你还没呆够啊？”，事实上确实没有呆够。我特别喜爱林木丛中的生气。生生不息……

　　　　　　　　　　　　　　　　　　　　搞教育

　　文革期间被隔离的时间不太长，又得到十八连有些知青的私下关怀，没吃什么苦头，不久就叫回家住了。一天，老伴打水回来，得了好消息：参加外调的一位女同志悄悄告诉她：“放心吧，你家老陈没事了。”
　　既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反倒吓了我一大跳，原本以为只挨点批斗就过去了，真没想到竟曾被当作“大鱼”看待。在基建队当过指导员的某某，大约原本就横着竖着看我那副眼镜不顺眼。这回看档案，终于找到了疑点，怀疑上海解放前与我曾有过交往的一位身在军统的地下党员，是被我出卖后牺牲的。那位指导员当时是文革中场部的实权人物，遂亲自出马外调。我福大命大，那位烈士的弟弟及侄子一找便着。两人都知道内情，那位烈士实际上是被一个军统人员出卖的。其实，53年我入党前的外调早已找过他们，档案里有记录。他只好无功而返，我保了太平。
　　接着，我被派到十六连工作组。这是“解放”的前奏，作为缓冲。不久，正式调一中当教师。原职无声无息撤了。约两年后，党籍也恢复了，改当校长。又三年后，我办了离休回到上海。
　　我是1979年任校长的，在当校长的两三年中，我稍有成就的一点，便是发动师生，树立信心，刻苦攻读，突破了高校的录取线，很大程度上振奋了士气。
　　那时，国家刚恢复高考不久，在农场当时那样的条件下，考上大学像是天方夜谭。我是从思想上下手的。对于知识的作用，建国后便存在不同观点。到了文革，上面曾公开发出了些消极性的言论，社会上的“读书无用论”更是甚嚣尘上了。它虽不全然否定上学读书，但认定多读了毫无必要。从农场小范围看，领导干部清一色都是部队来的，曾读过几年大学的，便是一中的我和王建民老师。我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在农场实际上只是个“二等公民”，关键时还被另眼相看。王建民也够狼狈的。他是南开大学毕业生，从中央某部委下来的，大约因在校时曾和他人谈论过成立某组织，并各分得了官职，所以被下放。这人平素有点稀里糊涂，有些学生对他常不尊重，回到家，妻子还埋怨“窝囊废”。听说某次有个什么“坏分子训话”，他也被叫去训斥了一通。所谓的反动组织，分明是几个大学生闲着胡闹，不意却被当了真，坑惨了。
学校里其他几位转业来的教师，有些有成份或社会关系等问题，连带着都被看作“臭老九”。这个“老九”和威虎山上露了几手后，颇受尊重的老九是两码事。原来，建国后，被列为阶级敌人的先是“地、富、反、坏、右”，到文革，加上了“叛徒、特务、走资派”，合计8种人。知识分子乃边缘人物，凑在一块，正排“老九”，所以被称“臭老九”。于是，乍看起来，书读多了，不但没好处，倒成了“另类”了。
　　我一直认定多读书是有用的。特别到了70年代末，文革中的一些错误论调也渐受批判，形势逆转。自己又恢复了党籍，腰杆挺起来了。这也和我的家庭背景和经历有关。我的上辈多读书人。父母两系中，叔伯、舅父8人都上过大学，其中6人是留学生。外祖父陆士奎是旧时的翰林，家里大门上挂着“太史第”大匾，至今北京的石刻上还保存着他的名字。父亲读书用功，小学毕业后，一路公费，直到被清华保送赴美留学。新中国成立时，我已22岁，见过读书多的，个人得益也多，且往往还有所作为。脑子里“唯有读书高”，“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类的旧观念都在。正在我当上校长的当口，接触到了“催化剂”——相继收到离校回广州的一位老师以及部队时老友刘浪同志的信。两人的子女，有的已考上大学，有的正积极努力，催我抓牢时机。两人的信，成了引爆的雷管，我一如醍醐灌顶，想到这正是孩子们深造的良机，顿时打定主意。再者，既然职责所在，也决心动员学生们齐闯高考关。这也得到了学校支书王弗屈的支持。
　　我提出一项措施，即每周有一个早晨，全校集合在操场上说事，用作动员，以树立攻关的信心和刻苦攻读的决心。70年代末，“为革命读书”的口号已不起作用，我强调的只是能进城市，大大改善生活条件。当时，城乡鸿沟很深，条件悬殊，城市户口和商品粮的诱惑力很大。作为党员和学校领导，我曾多次深思自己的讲话是否出格。想来想去，只是按照西方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对利己和利他关系的诠释来给自己解脱。即，从利己出发，将可实现利己和利他的结合。
　　此前，一中毕业生从未考入过高校。这时仍有不少人认为，农场学校设备和师资条件差，高考不可能出成绩。我不断广泛收集外地高考信息，举出农村中学照样能飞出凤凰来的许多事例。曾有位毕业班老师在班上说泄气话：“我看，你们都别想考上大学。”我急了眼，在大会上放出“雷话”：“张林同学若考不上大学，我把姓倒着写。”当场挥指，在空中写了倒置的“陈”字。接着的高考，张林和另三位同学真上了榜。很多学生至今印象很深。
　　对那些鼓气话，有位平时不大吭声的语文老师，一次给出了不阴不阳的中性评价：“很有煽动性！”我觉得够了。
　　我至今还记得曾经宣扬过的一个事例：有个学生春节期间在家复习功课，来了友人，他接待了，说：“我时间宝贵，但咱已多年未见，我陪你十分钟，到时间你就回去吧！”。
在家里，我做到了身教。不看电视，每天晚饭时，和孩子一起听广播里的英语教学节目。到春节，我常值班，把孩子带到办公室复习。
　　一中的师资条件也还不差。先是部队转业来了一批有文化的官兵，接着又充实来了不少知青，有的知青原是京、沪等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学生，素质很高。农场领导对解决师资问题也较重视和支持。后来知青不断回城，我有时只身到临县乡镇去洽谈称职的老师。当时出差条件很艰苦，我也不在乎，一心想着如何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一次，住在县城澡堂的大炕上，晚间顺手一摸，竟摸到了三、四个臭虫。
　　说件趣闻。反右后，出了不少右派，当时确实像臭狗屎一般。到80年代初，绝大部分都已平反或改正。有的顿时变成了香饽饽。听传说，在八五八农场所在地虎林县上属的牡丹江市，哪所中学右派多，哪所中学高考成绩便高，便有名气，各中学的高考成绩排名与右派数成正比。
　　想来，那批人中，不少人有一定学养，有的有傲气，政治学习不上心，还口不择言。戴上右派帽尝过苦头后，一旦精神上解脱了枷锁，便如重生，积极性自然喷发，不难理解。
　　或者和上述那件事也有些粘连：82年、83年，一中高考也连续告捷，每年考入高校及大专的有近十人或十多人。占到毕业生人数中的1/5至1/4，在牡丹江管理局管辖下的十余所中学里名列前茅。那期间，黑龙江全省高考录取的比例仅为1/28。一次，牡丹江管理局教育处长破天荒来农场，参加了校里的会餐。场里有干部陪着，只和我交谈了不多几句话。过后有人在他面前提起八五八高考成绩不错，他简单作答：“右派”。他当然指的是我，倒可能并非恶意。但到农场前，我的反右结论早已改做“中右”，算是人民内部矛盾。他是上级领导，官家嘴里吐出那样的话，我听后一愣。前些时并未想到自己的臭名竟被加了些粪水后，传播到场外去了。摸不准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任校长的那三年中，一中毕业生考入高校的一年多似一年，在校生信心大增，不少家长表示嘉许。有教职员工说，到商店或理发店，别人常常笑脸相迎了。但那几年的成绩也仅限于突破了高考。在我离校后，八五八一中才真正全面地突飞猛进了，还长期保持先进单位称号。我在此遥祝她不断保持荣誉，继续前进。

　　　　　　　　　　　　　1974年八五八中学部分师生

[陈光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