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八五八农场老兵　唐佽

　　　　　　　　　　　　　　　我在军队干了九年

　　我十七岁参加游击十二支队，后编入一三八师。到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我在军队一共九年。
　　1949年时，听说有一个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少校叫姜亚勲的人，在安化山里打游击，我们想去找他，又不知他在哪，怎么找。当时，一个心眼想离开农村，听说大福平镇招兵，就去大福平找招兵的连长（招一连就是连长）。说明来意后，他满口答应。我想我是初中毕业，又是教师，起码给我个官，如是提出给我个官。连长信口说：“当个师爷吧”（师爷就是文书和军需的称呼）。那时，我连师爷是什么官都不知道。就这样，跟着国民党部队跑了，我父亲还追我一百多里地。后来才知道这个部队是一白军的运输连，没有枪。他们看我年纪小（当师爷，只是连长一句糊弄我的话），就没有要我当，让我到军部当勤务兵去了。没有干几天，我只记得伺侯军长吃一顿饭，还是招待他的表妹。几天后，我跟一个副官出逃到了湘潭。1949年7月到山里参加十二支队，后和一三八师合编，在长沙担任警备。以后，调到湖南军大三总队当通讯员，跟着组织股长黎干。
　　在一三八师时，我是连里文化最高的，要我写黑板报、教歌。我记得有一首歌叫“火车在飞奔”，一边学，一边教；教不准，也硬着头皮教，我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简谱的。还写稿，记得写的第一篇稿叫“论语言”。文章寄给了中南军区《战士报》，我用的是解放前的报纸文体，不文不白，我还以为是最高的，其实离他们的要求很远。编辑部给我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说明《战士报》对像是战士，文字要浅显，要战士愿意看才行，还热情鼓励我写稿。从此，我明白了一些道理，懂得了写稿的方向。我改变了态度，每天站完岗，就趴在床上写稿，写了几篇都退回来了。最后终于写成了一篇，题目叫“抓壮丁”。《战士报》发表了，我很高兴，积极性也有了。但不久我就跟黎干调到广西二十四步校去了。
　　到二十四步校，先在四大队六队当文书。队长叫那景龙（后改名叫何方）。他的口令喊得好，全校有名。但他没有文化，所有的文稿和总结都是他口述，我记录而成的。后来我调到干部处当书记。我们处长叫李衍，琴、棋、书、画都会，我就是从他那里才知道还有“工字譜”的。干部处住在楼下，楼上是校长和政委。政委叫胡立信，他五十多岁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叫高得婉（打字员）谈恋爱。他们结婚时，高得婉来请我们这些文书、书记和警卫员吃喜糖，我们都看不起她，不理她，也没有去参加婚礼。
　　部队院校政治的运动多，一个接一个，我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一次大的是1951年“三反五反”，主要对像是领导干部和有工作经历的干部，与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我被调到三反办公室，专门收集每天的战果。“三反五反运动”在我们学校普遍检查一轮以后，就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在我们四大队，我记得只有六队一个学员，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还有我们大队长，以及一个军需员。被斗得很利害，车轮战术等手段都使用上了。我记得斗六队那个学员时，硬说他在打扫战场时拿得有鸦片，说东北战场哪有没拿鸦片的？肯定拿得有。他没有办法，就乱说一通，就说；“我拿了很多，埋在学校城墙上”。有人居然去挖，结果当然没有。这种荒唐事还很多。就这样，什么“老虎”也没有打到。最后，把军需员在全校大会上逮捕，算是打了“老虎”了。后来不知怎么结案的。
　　运动中有很多有趣的事，我都记不得了；只有两件事，至今记得。不知道是哪一次，是什么运动，医院一个书记（女）自杀，学校花了很多钱，把她救活了。救活了以后，她还想自杀，派我去看守她，也没有看住。最后，还是自杀了。还有一次，不知是什么运动，在大礼堂开大会。政治部一位职工科长是个大老粗，乱喊口号：“好老婆，大胆检举自己的丈夫”，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一个严肃的政治活动，被他一句口号搅乱了。
　　1957年反右，我们学校比地方晚几个月。部队是发动大家提意见，贴大字报，什么都行。提文字意见的，画漫画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到反击阶段，把那些说怪话的、说领导不好的、画漫画歪曲领导形象的人揪出来。我记得有一幅漫画把我们副政委张卓之和蒋介石的特点综合在一起，又像我们副政委，又像蒋介石，结果把作者划成右派。在这场运动中我没有说什么极端的话，所以算是积极分子。我们和科研处同属一个小组，一共划了两个右派，我集中批判一个。我记得他说：“美国月亮比中国圆，美国马路不翻浆”。我们怎么驳他，他也不改口，一直批斗他半个月，也没有使他心服。我们学校共划了六、七个右派。有一个是北大的研究生，他脑子好使，学什么都快，只授衔给了他一个中尉，他心里不服。另外，他是学历史的，他把支部的一些作法编成四字句，在会上发言。这些都算成了他的罪状，作为划右派的依据。这个人后来下放到山东，老婆也离婚了，人死在山东。其他大部分下放在北大荒，结局如何，不得而知。
　　二十四步校在桂林，分配我到四大队当文书，后来又调到干部处当书记。文书、书记都没有多少事，我就天天到图书馆看书。桂林市图书馆，就在我们校门外城墙上，离我们很近。我如饥似渴，几乎阅读了“三知书店”出版的所有报刊杂志和哲学方面的书。在这一段时间，我在哲学方面提高很快。后来，在看一些外国图书时不懂，特别是外文写的，因此，就萌发了学外语的想法。当时我们崇敬的是苏联。苏联是俄文，我就先学俄语，准备将来俄语学会后，再学第二门外语。如是，我在桂林市工会，聘请两位在国共合时期在苏联留过学，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团长的人当教师。他们历史复杂，学较要求我们接送，我就按学饺要求每天到校门口等他们，讲完课之后就送出去。在这之前，我在广西大学一位退下的老教授那里学会了字母和一些生字。根据当时的风气，《联共(布)党史》是最热门的，我们就先速成这本书，突击背生字，学语法。终于刚四个月，就能结合字典勉强看《联共(布)党史》了。我兴奋极了。
　　1954年，我们学校改为高级防空学校，迁至北京。我第一批到北京，住在棉花胡同。这里离北海公园很近，我每天早晨到北海背单词，采取速成记忆法，每天背二十个左右单词，效果很好。后来，搬回学校，我和好友徐琦烈一同学习。他是东北大学的，他比我学得快，我们经常一起到王府井南口，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函授学习班听课。我为了赶上进度，一直很努力，中午不午睡，当时已经能够借助字典翻译一般的消息了。不久，我们就转业到北大荒了，就没有时间再读书了，学外语的希望就此结束了。

[唐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