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八五八农场老兵　许凤岐

　　　　　　　　　　　　　　　　几件难忘的事

　　叶东辉：在回学校之前我是下放到振兴四队劳动的。在四队期间我要说说叶东辉。他是上海1969年最后一批来场的知青，初中毕业，年龄很小，我和他在一个通铺靠着睡。他非常尊重我，我也把他当小弟弟看，经常告诉他不要和一些人打架胡闹，不要与思想落后的青年靠近等。星期天有时带他到我家中改善一下生活，叫他经常给家中父母写信，这样我们就建立了感情。1979年他返城回上海，记得他临走时我还叮嘱他要多学习文化，没有知识今后是不行的。回到上海后他一面工作一面学英语，后来他在澳门的紫光集团工作。1993年我退休后和老龙一块到柳州丹萍家住，他还特意邀请我们去珠海玩。因当时出境的通行证不好办，我和惠云先到广州老邝家，他还专程到广州把我们及老邝一家请到酒楼吃饭，随后请我和老龙到珠海玩，玩两天后才买汽车票送我们回广州。后来他又到美国自己经商，又办了绿卡入籍美国，现在他的夫人和小孩都已入籍美国。2005年他又打听到我的电话号了，和我们家又建立上了电话联系。从那以后差不多每隔一星期，最多两星期都要来一次电话，一直到现在。这个人很有办法，做事很有恒心，说要做什么就必须完成，有困难也要克服。当时在上海知青中也很有威信。返城回到上海的时候，以他的初中文化程度要学习英语是很困难的事情，他却能出色地完成学业。他能进入一个有名的企业集团——紫光集团工作，并经常到世界各地搞业务，若没有一定的毅力和能力是很难做到的。我退休后两次到上海去玩都是他邀请的。我们鹏生去上海装假肢他也是多方照顾，就住在离他家不远的一个小旅店中。他的父亲是一个退休工人，年龄还比我大一岁，身体也很好。我去上海住在他家和他父亲也很说得来，他父亲总是陪伴我到上海各处参观，还感谢我在农场时对东辉的照顾，我现在每逢年节也去电话问他好。我和叶东辉的情感可算是忘年之交。
　　伐木：在下放劳动的几年里我当过农工，当过瓦工。当时农场盖办公室、电影院我都参加过，并且还是拿瓦刀砌墙的一个主力（因我在学校时修补旧房、建家属房都是我带头干），他们还称我是“五级”（无级）瓦工。电影院建好后我还两次上山伐木，一次是大兴安岭大杨树，一次是杨岗里面的山里。在山里住在一种特制地下式的帐棚里，帐棚内两头两个大火炉，一天到晚烧的都是成段成块的好木头（桦木和松木好劈好烧）。每天三餐基本都是馒头和面条（米饭不好做），菜是土豆、萝卜、大白菜、粉条和猪肉，还有野味儿：野猪肉、狍子肉和熊肉。和工人们一起经常还喝点小酒。干活也是他们照顾我，只干些比较轻的活，在家劈柴烧炉子，也抬过木头。他们并不把我当“牛鬼蛇神”看，经常有说有笑的，那些日子心情还是颇为开心的。伐木的事也很有讲究，根据树的长势，是顺山倒，还是迎山倒，都得有经验。顺山倒，在倒的方向根部锯的位置在倒的一边要矮一点，另一边要锯得稍高一点；迎山倒也是在倒的一边锯稍矮一点，另一边稍高一点。大概在锯到快接头的地方，树就发出咔咔的响声，施锯的人要赶快离开，树就在响声中轰然倒下。也有难倒下的树，于是，就在锯前先上树栓上一根绳子，在锯到快要倒下的时候，几个人拉着绳子把树拽倒。树倒下后专门裁段的人就把树头砍一些，再一段一段地按需要的材料要求锯成一段一段的木料，然后根据重量上人抬。有时8个人抬不动，领头的还叫减一付扛，六个人一喊号子反而抬起了。喊号子也得压韵，会喊的听着好听，抬着轻松，众人和着号子迈着整齐的步子，把树段抬到堆垛，堆起来等汽车来运回农场。运木时有些地方用冰道把木头滑到山下，再装车运走。冰道是根据地势从上到下，培上雪浇上水冻成的，比人工扛的要快得多。但伐木也有危险，听说过去伐木运木也有被砸死砸伤的，或是住帐棚被烧死的。不过这些我都是听说，但我却有一次险些丧命。那次从木堆上向下滑木，在木堆上靠两根杆子把上面的木段抬到杆子上顺势滑下，木头向下滑时其势飞快，一不小心就会出人命。有一次我在两个杆子中间站着，没有防备上面要放木头，上面的人也大意了，开始放时才喊一声（应当放之前就喊），这时我赶快蹲下，木头已飞快地从头上飞下，吓得我一身冷汗，稍慢一点就可想而知了。至今我还记得这惊险的一幕。
　　小咬：1958年到1959年刚来北大荒在小西山时被小咬牛虻叮咬的记忆太深了。才起伙做饭时没有烧柴，有个朝鲜族人叫李树根，他卖草要一角钱一捆。买了两次觉得他卖得太贵，遍地都是草为什么要买草烧呢？在一个中午下班后我就拿把镰刀去割草。正是六月份，谁料我刚走到地方停下来，小咬和牛虻就轰的一下把我包围了。脸上、身上、腿上都是黑压压的一层，有的还直往裤子里钻，那时也顾不得割草了，用手在脸上、身上一通乱打乱拍，只一会工夫就受不了，拿起镰刀飞快地向家中跑去。到家后脸上、身上、腿上被咬的地方都肿了。从此，再也不敢光着头在中午到野外去了，出去时也戴着蚊帐帽，还把袖口，裤口扎起来。
　　大跃进积肥：当时地广人稀， 很缺肥料，发现多年的草皮经沤烂发酵就是好肥料，于是农场就号召各队挖草皮积肥。当时已是冬季，十月、十一月份草皮才冻上，只要挖得得法就会一大块一大块地揭起来。总场号召大家放卫星，一天挖的最多就是在农场放卫星了。记得当时放卫星的人不断出现，农场小报广播天天报道，××放了卫星，××创了纪录，以24小时为限。我和张曼（原是解放军报社的记者）两人在一天一夜中堆起的草皮肥创了纪录，总场小报马上就登了，也广播了。其实所谓的卫星都是有虚假的。我知道，我们的“卫星”是在堆肥时中间原本就是一个小土堆，围着土堆很快就把草皮堆得看起来很大。量方人心里也应该清楚，可是谁不想自己队里放“卫星”呢？所以上报的时候上面也没人检查。印象很深的是当时什么工作都是这样，只要敢报就登出来，就可以得到表扬。记得一个人锄地只在地头上锄了一段就敢上报，说一天锄了100多亩。当时积肥的人吃的也真好，特别是夜餐那一顿大米鸡蛋炒饭，大块肉管够吃。当然，除有虚假的一面，当时每个人也真下了苦力。那么寒冷的夜晚，每个人都热得脱了棉衣，那才叫甩开膀子大干呢。一挖就是24小时，连吃饭、大小便都是挤出时间完成的。
那一幕幕恍若在眼前啊……
　　抢播：1959年春天有多数生产队因地涝播不上种。曾柯听了当地农民说，种不上可以先播种后整地，他就叫各队先种后整，要求在几天内把大豆、小麦种上。队里干部又不敢不听，否则就会“拔白旗”打成“右派”，谁也不敢说话，只好抢种。因时间紧只好种小麦时乱撒，有的甚至把小麦装在一条裤子里，上面扎好，把两条裤腿架在脖子上，两手握着裤腿，边走边把麦种撒在地里，还美其名曰“裤播机”。种大豆时就用铲子在土地上挖一个洞，然后把种子撒上，负责的还用土埋上，有的干脆不管了。就这样在几天之内都报了捷，算是完成了任务。可想而知以后是什么情况。有的甚至连种都没撒，只把装种子的麻袋扔在地里了，后来地里一堆一堆的小麦、大豆都霉烂了。“先播种后整地”的方法，如果是一家一户地种还可以，像农场这样几万亩的大规模施行当然就不行。就这农场还抓了很多“右派分子”和“坏分子”，都集中在小西山新五队。当时八五八农场还因播种快、积肥多受到垦区表扬，茆继虞还因此出了国。当时有句顺口溜叫“曾柯吹牛皮，茆继虞坐飞机”，其结果是导致后来的全场吃“四两八钱”，所以59年60年的灾荒主要是“人祸”而不是“天灾”。
　　“四两八钱”：说到“四两八钱”还得多写一点。到1959年农场粮食供应就逐渐少，那时吃集体食堂，队里就用玉米芯、玉米叶用水煮烂澄出来的淀粉，再掺玉米面再加上干菜做成窝头或烙饼。开始还将就能填饱肚子，后来连淀粉也做不出来了，大食堂也维持不下去了，就让各家各户自想办法了。到1960年更加紧张，我的小女儿丹萍就是60年8月生的，因为吃的跟不上营养就不行，记得她出生的时候又瘦又小。因灾荒，当然肉蛋更是奇缺。惠云在月子里也吃不上肉，还是队里批了两只死鸭（每家不准养鸡鸭），还得到畜牧队去领，大概还有几斤鸡蛋和两斤红糖。这就是惠云坐月子的全部营养品了。调到学校后吃的更加困难，只好到树林里拾柞树叶、榛子树叶吃。能找到榆树就是最好的代食品了，把树皮剥去外面的一层粗皮，里面的一层用水煮成淀粉或磨成粉。当时吃饭不是用碗，都是用大小不等的盆子，肚里没有油水，吃得多。记得惠云说，她到分场卫生所检查身体时吃了一顿饭，竟然吃了一小盆疙瘩汤外加吃了两个菜窝头，吃得路就走不动了。我们调到学校后一个时期，学校组织老师每天派两个人轮流到小穆棱河里去叉蚌壳，回来每顿饭每人分两个。幸亏蚌壳救了我们啊。那时几乎每个人都有程度不同的浮肿。还记得有一天，我们一早在门口发现一只水老鼠，把它剥皮吃了。还有一次，秋华和鹏生去拾大豆，鹏生还逮住一只受伤的兔子，这些都是当时的幸事。所说的“四两八钱”好在只吃了一两个月，否则真不知要饿死多少人，就这在全场也饿死了几个人。那时的人比较老实，实际每个队的场院上都有大豆，没有领导的话谁也不敢去偷去拿。不仅我们这一些人受饿浮肿，据说连场长曾柯都有浮肿，这都是当时的写照。
　　1961年就号召大家小开荒。记得我们家大小块荒地就开了20多块，后来公家还把种好的玉米地每家分一点。那一年我家种的玉米、小豆收了两千多斤，还有一大堆面瓜。还养了一口大肥猪，有300多斤。还养了十多只鸭子和鸡。第二年可就不愁吃了，蛋、肉、粮有的是，经常还把几个相熟的老师请到家为他们改善生活。所有这些都是当年浮夸的大跃进所造成的后果。据说当年关内饿死的人更多，真是天作孽，不可怕，人作孽不可活啊。

[许凤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