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八五八农场老兵　许凤岐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老师学习。不久全虎林县老师和学校干部集中到虎林一个小学学习。当时已有教师戴高帽游街，下跪挨打的传闻，全国已经开始了大字报、大批判，尤其是小五界（文教、卫生、文艺、戏曲等）首当其冲。
　　一天晚上突然通知全体教职人员都到学校操场集合。我们学校由张学法（指导员）带队，其余有李林、宋德光、方振堂、周传达、邝邦杰、唐佽、高诗钢、吴永盛、梁煟基、佘克纯、陈瑞琳、邹淑英、窦广东、王健民、杨志远和我，还有刘寿增（新调来不久的一个大学生）。我们到的时候操场上已有一些单位了，陆陆续续地还在不断来人，台上也站满了人。说是要开批判大会。宣布了几个人的“反动言行”，家庭出身，就把这几个人拉出来戴上高帽，高帽上写着各种罪名。下面就喊起了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反动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口号声可谓震天动地。这时又有人宣布：“把×××、×××拉出来！”拉上台，就不管是什么罪名，先戴上高帽弯腰站在一边。各单位不断地递条子上去，就有人宣布把×××拉上来，有时喊一个人名就好几个人上去，喊张三，反而是李四上去。各单位都在议论，递不递条子？不递，怕落在别的单位后面，落在后面是右倾啊。唉！这段时侯可谓人人自危啊。我们学校吴永盛老师特别害怕，因他带了一块苏联的手表，被说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害怕因此被揪上台。他就连忙把手表取下来，塞在鞋子里。幸好我们学校没人递条子。台上已经有好几十个戴高帽的。过了一会儿台上有人宣布：“点火大会”到此结束，各单位回去，你们自己揭批。明天把这些反动分子都戴上高帽游街。
　　果然，第二天各单位押着这些人在虎林县几条街上游街。前面打着横幅：“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锣鼓声，口号声此起彼伏，街道两旁人山人海，轰轰烈烈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就在虎林县展开了。据说这都是由北京下来的大学生串联点的火。我们回到农场也正式停课了，集中学习进行大批判，每个人都要揭发写大字报。记得当时最有意思的是宋德光和邹淑英两人互相揭发，一会儿你写一张，一会儿她写一张。别的老师也都纷纷揭发，写出大字报，贴满了饭堂。特别是我们这些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的，过去在各种运动中受过批的，更是成为众矢之的了。这时学生们也都写了大字报。一阵风的大字报战之后，下面就成立了各种战斗队，学生中也都成立了战斗队。我们所在的边远县城和全国各地一样都在毛主席写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和“红卫兵万岁”的号召下轰轰烈烈地搞起了文化大革命。北京的大学生组织了各种战斗队，又纷纷到全国各地点火串连，所谓“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踢开政府闹革命”、“把走资派揪出来靠边站”、“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造反有理”……就这样，各地原来有组织有领导的文化革命变成了一场混战，无章法、无领导、无组织的群众运动。把一些领导揪出来游斗，把“资产阶级”、“牛鬼蛇神”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一些反动的“血统论”口号也甚嚣尘上，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学生到各地大串连。那时学生串联无论走到何地都有招待站接待，管吃、管住，乘火车也不要钱。毛主席曾五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全国各地学生组织长征到北京等待毛主席的接见。其实，有的人是趁机到全国各地大串联游山玩水。
　　在这种乌烟瘴气的闹腾下，黑龙江省各地的造反派们组成了对立的两大阵营，互相指责对方是保皇派，自己是造反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无联”，红色革命造反派简称“红联”。各地的战斗队都直接、间接都属于这两大派别，一阵批判把有些领导树成“革命派”，把有些领导打成资产阶级的“走资派”、“黑后台”，各地都成立“无产阶级革命委员会”。有的地方还成立两个革命委员会（两派都成立的）。如果两派势力悬殊，那就一派是“革命派”，另一派是“保皇派”；很快“保皇派”的一边就瓦解，“革命派”掌权。如两派势力相差不多，就造成对立，互相谩骂、揭短，进而动棍棒打斗，逐渐升级，动刀动枪，像四川还动用了大炮。各地都因械斗死了不少人，后来动用军队进行军管才逐渐平息。在那些岁月里这种派性斗争延续了很多年。
　　我们从虎林回来后，也成立了各种战斗队。开始老师们也组织战斗队，还都戴上“红卫兵”的红袖标。不知怎么搞的学生中的战斗队“风雷激”把窦广东揪出来戴高帽游街，我们教师的战斗队也随着他们游行喊口号。当游行到修配厂时工人们不干了，说是资产阶级游斗贫下中农，一些人出来把高帽摘下来戴在邝邦杰的头上，双方发生激烈的争吵斗争，一片混乱，这场游街算是结束了。以此事为起点，全场都成立了战斗队，对农场几个领导进行揪斗批判，围绕书记林全朴，场长张克法，副书记蒋述芝，副场长郑强等几个当权派展开了两派斗争。开始两派都批判这几个领导。后来“红联”一派认为蒋述芝是好人不能批，这就分成了“保皇派”、“革命派”；“红联”也不承认是保皇派。“五二九”（五月二十九成立的）又给张克玉戴上了高帽游街，说林全朴、张克法都是“走资派”。郑强在批斗中挨了打，自杀了。“红联”一派的十一队书记江本都浇油自焚了。“五二九”得到县革委会的支持，乘机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红联”也因保了蒋述芝，江本都自杀，又没有县“革命委员会”的支持，势力渐弱。他们的头头张荣环又跑了，几个主要人物跑的跑，被抓的被抓，剩下的一些出身好的，虽然不肯解散也有名无实。
　　参加学校“风雷激”战斗队的老师和学生原来都属“红联”，当然也就瓦解了，老师们也就成了“牛鬼蛇神”。少数老师加入了“五二九”。到1968年6月18日毛泽东批示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科以上的正职干部都是现役军人了，身着绿军装的现役的军人一时间在农场很是威风啊。农场改名为三十四团，这样农场内的斗争基本结果，“五二九”的主要人员都当了副职。
　　再回过来说学校内部的具体斗争情况。自从把窦广东游街后，窦就投靠了“五二九”，组织一批学生成立了造反派，夺了领导的权，但还支持张学法。实际上学校仍由张学法领导，把我们这些出身不好，有所谓这样那样问题的人统统集中起来进行批斗，并戴上各种“帽子”，什么“走资派”、“特务”、“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地主阶级余孽”、“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干将”等等。宋德光是“学校黑阎王”。因我在填写秋华、鹏生的家庭出身时填的是“革命干部”（当时上面有这种文件干部子弟可以填写“革命干部”），所以我的罪名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干将”。我们每个人都戴着白袖标，上面写着各种“罪名”。开始只是集中起来批判，吃饭和睡觉还在家里。随着农场两派斗争的激烈，学校内部的斗争也逐渐升级，就把我们集中在一间屋子里不准回家。吃饭由家中送，睡觉在一间屋里。无论是农场还是校内只要开批斗会，就把我们拉去，陪斗或批斗。没有这些活动的时侯就让我们出去打柴，或是做别的劳动。集中在一起有李林、宋德光、吴荣盛、邝邦杰、佘克纯，陈瑞琳、张文勋和我；张淑贞因是女的，晚上就在家中。送饭时还要检查，吃饭前和出去打柴前还要“请罪”。出去打柴时每人拉个小爬犁，因是冬天，我们就沿着小穆棱河边走边割烧条（一种野生灌木），每天每人要割两爬犁。学校的学生对我们还算照顾，没设专人管，也没有数量限制，割多少算多少，早出晚归到也轻松自由。我们还一路走一路唱，说说笑笑。当时我们有一种想法，如果我们这些就是反革命，我们也认了，全国的反革命也就太多了，所以我们当时思想压力不大。一冬天我们打了一大堆柴，后来被伙房做饭烧了，也算我们为学生做了一份供献。张淑贞（邝邦杰的妻子）出身好，本来没有什么事，就因为她学说了一句骂毛主席的话，因此打成“反革命”。像她这样的“反革命”农场就有好几个。当时真是人人说话、做事，写什么东西都得小心谨慎，否则“莫须有”的罪名就随时加在身上。就连我6岁的小女儿丹萍都被牵连，有一个小孩子在雪地上写了“打倒×××”，她也被审查了好几天（对笔记问话）。后来查清楚了，所谓的反动标语中有几个字她还不会写，这才算了。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啊。还有一家人，兄弟几人的名字叫忠国、忠民、忠党的，也被说成是忠于国民党……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数不胜数。学校中我们这些老师被批斗，当时和我们一派的学生，当然也就无事可作，成了“保皇派”。另一派也不敢斗他们（在学校他们是绝大多数），所以他们就组织“长征”队准备步行到北京。当他们步行到长春时，北京就停止了接见，号召复课闹革命了，他们这才坐车返回。这时学校已住进由边防站军人组成的军宣队，兵团已经成立，所以基本上结束了校内的斗争。
　　还得说说农场两派的斗争情况。自从“五二九”把张克玉游街后，农场两派斗争形势愈演愈烈，一面搞“红色海洋”、跳“忠字舞”、唱语录歌、破四旧，以示忠于毛主席，一面搞大批判、大辩论。有一次批判走资派，几乎把全场揪出的“牛鬼蛇神”都集中在当时的电影院，所有能去的人都去了。电影院内挤得满满的，外面还站满了人。大喇叭不停地广播着里面批判大会的情况，当场又揪出许多所谓的“走资派”。这样轰轰烈烈的大批判搞了好多天，一直到虎林县“革委会”支持“五二九”，郑强自杀，“红联”瓦解，张荣环逃跑，激烈的斗争形势才缓和下来。“五二九”夺权成立了“革委会”，把各单位的走资派和 “牛鬼蛇神”都集中起来进行批斗，我们学校也送去了李林、吴永胜、佘克纯三人。
　　这时学校也把我们这些受批判的人下放到各生产队劳动了，主要是建房、伐木。李林的眼睛不好没有下去，几个女教师也没下去。我到四队，邝邦杰、杨志远到十六队，宋德光到三队后又调二队，他老婆邓国荣因是党员还当过二队副指导员，王健民、高诗钢在五队。老教师中除了窦广东（造反派）、梁炜基、唐佽、邹淑英外都下放到农场各队劳动了。这时又先后从生产队调来一些知青如史淑燕、陆士桢、周小芹、刘平、李发广、王吉联、张伟民、姚然林、田荣礼、高非、张宁。他们基本都是上海、北京的老高三学生。另外还从连队职工干部中调来杜继甫和柯伟夫妇、盛剑浩和钟俊英夫妇、刘××和孙秀媛夫妇、周令威和于佩清夫妇……所有这些人也都陆续在知青返城、落实政策中又先后调走了，留下的不多。还有从本省某公社调来的于增德。再后期我们秋华和鹏生也调进中学了，我的这两个孩子也是落实政策后先后调到中学的。我是在1973年“解放”后，先调教育科和毕世忠办了几期小学老师的培训，又到文教科当督导员，不久后才调回学校的。

[许凤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