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八五八农场老兵　唐佽

　　　　　　　　　　　　　　　　在北大荒干了十六年

　　1958年3月28日转业到北大荒农场。到了密山，一上厕所，就吓我一跳：屎尿都结成了冰，大便顶着屁股，根本就没法拉，只好撅着屁股拉一点。第二天，我们就坐敞篷车去驻地。半路上有人叫我：“唐佽，你的行李掉了”。因为天气太冷，我虽听见了，也没有回复，心想；掉了就算了。直到了驻地二队，才从行李里面钻出来。因为太冷，一头扎进住屋里取暖去了。
　　我们的床，就搭在房东的炕头，是用刚砍下的柞树干搭起来的，上面铺点小叶樟草。他们年轻两口就睡在离我们不远的炕上，我们两个年轻人睡在他们一旁，总觉得不带劲。所以，待天气暖和一点，我就搬到外面苞米楼去了。苞米楼下面一窝老母猪带着小崽，虽有点臭味，也比在小两口旁边窝着强。
　　没有怎么休息，就开始劳动了。工作就是挖排水沟、脱坯、盖房子，这对我们来讲都是重活，我从来没有干过。回到宿舍，饭都不愿吃就睡了。整天抡十字镐，手指都伸不开。第二天起床，手指得一个一个的掰，才能伸开。就这样，干到7月上山为止。在这期间，有几件荒唐有趣的事。第一件是几万斤水稻种都用“富尔马林”浸泡了，可地还没有翻。我们有个副场长叫曾柯就找几个贫下中农开会，引导他们说：“地不用翻，只要把水田灌上水，把草根淹住就行了（原日本在这里种过水稻，有田埂）。水稻长得快，很快就把草盖住了”。这显然没有道理，大家都不信。这些农工都是南方人，可是没办法，只得服从。如是就把一条裤子的腰给扎住，里面装满稻种，用手把住两裤腿，搁在脖子上边走边撒。这样就出现了“裤播机”的笑话，传遍了整个垦区。
　　到七月，我就上山伐木了，我是打前站的。到水文站，往里走就没有路了。林子很密，挑着东西根本进不去。我们就扔下扁担，打成被包背着往前走，直到小青山才停住。小青山有一条小溪，我们就在离小溪不远的地方平整了一块地住下。有的砍树搭马架，有的就打草准备苫盖房子，还有的到溪边钓鱼准备晚饭。我们就在这草棚里，地上铺点小叶长樟草睡了。晚上鹿和狗熊来吃尿，我们都不敢吭声。我们在这里，直到路修通了，大量的人上山伐木，才结束修路。伐木很苦，我们这么一批“三门”干部，又没有经验，又没有力气。在这里伐木，伐倒的木头，横七竖八不说，不按规距地伐木，死伤的人也不少。伐木的人，住的是地窨子，天气太冷，烟在地窨里出不来，住在地窨子里的人就得一会儿出来，一会钻进去，像老鼠一样。就这样过了一冬，第二年才砍树盖房子。第三年，我们就下山回八五八农场了。
　　回到八五八农场，我就毛遂自荐当了中学教师。从此，一干就是十四年。
　　八五八农场子弟中学从无到有，从茅草房、“穿鞋戴帽”的房子到砖瓦房，从初中到高中，我都参与建设和教学。我带了四个班，其中一个班从初中带到高中毕业。我们一共搬两次家，先在河边，后来搬到基建队，后来又搬回河边。学校开始都是茅草屋，又低又矮又小。好在那时年轻肯吃苦，领着学生什么都干，东边一栋教室就是我领着学生盖的。那时热情高，除教书管学生外，还写诗、填词，还配合学生教育写了好几个剧本。其中写独幕话剧《独生女》就是我一个多礼拜没睡觉写成的，还获得东北农垦总局牡丹江管理局创作奖，在虎林地区演了七、八场。在八五八农场子第中学我什么都敢干，别人不愿干的事或别人干不了的事，我都去干，学校也把我看得很高。我记得杜甫诞生一千三百周年，还让我作学术报告。我为此作了不少准备，看了不少书，从杜甫的出身以及他经历战乱的苦难一生，他的诗作，有关对他的研究评论，我都看了，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越剧“贾宝玉与林黛玉”在电影院上演，因为大家对《红楼梦》了解不多，在放映前要请人讲解一下，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为了准备这次讲解，我做了好多准备，《红楼梦》我读了三遍，还看了有关介绍及评论，用了个把月的时间，结果一炮打响。

　　　　　　　　　　　　　　1962年八五八学校师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是贴大字报批判“三家村”，接着就是给领导和教师贴大字报。贴我的大字报不少，都是批判我讲课的东西和会上发言。在虎林县集中时，硬要我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坚决反驳。结果上面批下来，说我是革命的。回来以后，就是批判游街，我认为这是胡闹。虽然我觉得“造反派”也是忠于毛主席路线的，但我觉得他们作法不对。所以，造反派在学校游斗老师时，他们拽着我，我总是落在老后面。在场部斗人时，有人用铁犁作帽子，我觉得太残忍，看不惯，就不跟他们干。他们就给我戴个帽子：“东郭先生”。我先是站在“造反派”一边，但觉得他们越搞越“左”。后来，他们把一些有历史问题的，有家庭问题的人都带上黑袖标，不准参加革命，每天劳动，晚上集中住在小屋。我看他们太“左”，不符合毛主席所说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好的”这一教导，所以，我不参加他们的活动。没有事干，我就在家抄大字报。他们两派都拉我，我不偏不依站中间。特别是我到北京以后，看造反派他们乱批乱斗，破坏文物，更是觉得他们不对。回来以后，就什么都不干了，度日如年，盼着文化大革命赶紧结束，好复课。邓副主席提出“复课闹革命”，我兴奋极了，积极紧跟，一直到我调走。

　　　　　　　　　　　　　　　　全家在北大荒

　　　　　　　　　　　　　　　我在汨罗工作四年
　　1974年5月，我离开八五八农场，调到湖南汨罗文教局。我到湖南汨罗，孤身一人，儿女在北京，老婆在东北，一家三处。我非常苦恼，常常睡不着觉。我在岳阳新墙河开会，三天三夜没有睡觉。长期这样，觉得哪儿都有病，医院的门坎都被我踏破了。其实没有什么病，就是睡不着觉。在教研室，我跟着别人在下面跑，听课、搞调查、开会，有时间还作点指示。我在军队、在北大荒都是别人管着我，在这里，要经常下去巡查，还经常作点指示，我实在不习惯。1978年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高考，我作为汨罗县代表，参加阅卷。我被分配在语文组，担任组长，干了一、二十天，完成了任务。1978年12月我就离开湖南汨罗文教局走了。
　　在农大干了14年，是我工作的结束地我调来农大，见到儿女，病就好了一半。我到这里，就赶上学校搬回北京，改称北京农业大学。所以我在农场中的农大附中只教了一个多月书，农场的农大附中就解散了，我也调到农大院里的附中。因为我来农大附中以后，表现不错，就任命我为负责人，只搞了一年，就交给地方了。我调到图书馆，刚工作了一个月，说上面有规定，家属在农村的可以调到农场，但男的都要到农场任职。人事处说，农场也算农村，我也得去。这一去，一干就是六、七年。在农场，我当过办公室副主任，当过学校党支部书记。为了儿女，我还在农大自设办事处，干了四、五年，一共浪费了七八年时间。其中农大共借调我四次：一次是清理学校文化大革命，看文化大革命的材料，写学校大事记，下去调查。二是两次搞选举，我都是主力。三是借调到换身份证办公室。在这其间有很多単位要我，可农大不准，只准借，不能调。快到退休了，才调到农业部干部管理学院总院办杂志。
　　退休前两个月，我到俄罗斯一次，先到黑河，隔着黑龙江，对面就是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就是历史上的名城——海兰泡。我们住在黑河市农业局，第二天，我们就拎着和俄罗斯人交换的货物过河。先是坐船，上岸后经过检查，到一个俄罗斯人特意为交换货物准备的棚子。棚子里有摊位，把带来的货物同俄罗斯人交换，互相都不知道价钱，换对了换错了，就看你的运气。换了以后，就到一个小餐馆里吃饭。俄罗斯的餐馆比中国差多了，饮料是淡淡的，桌上的菜都是凉的，几片面包就是一顿饭。可他们的街道很宽，屋子有砖砌的，有木头的。但他们人的素质比我们强，穿着、举止、都比我们好，小孩很好看。
　　回哈尔滨后，我就回八五八农场看看。到农场以后，学校的老教师许凤岐就领着我到处跑，几乎八五八农场所有的地方都跑到了。乌苏里江口岸新建的桥，过货的情况，我们都看了。我原来教的那些学生很热情，都请我吃饭，一个班轮一天，好几天才轮完。过了十多天，我就回学校了。
　　退休后，在农大院里待了五年，在刘锡恩的公司里混了一年。因为是个皮包公司，后来就不干了。接着，就是我侄儿来了，在农村租了一个房子，合伙生产鹌鹑蛋，送超市。我们合作办厂。后来分开，我们单独干，直到最后倒闭。1997年我搬到育新花园。那时刚过60岁，身体也不错，我们和尹福祥、魏石金、王静天天在一起打麻将，散步，挺有意思。近几年，不行了，我老了。因为脑血栓走路左右晃，我跟他们不能一起玩了。他们还隔三叉五打一次麻将，我就不行了，爬楼都不行了，怕是生命快结束了。

[唐佽]